□吴桂林

楹联，又称对子、对句或对联。它是中华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珍珠，也是世界文学艺术中，为汉语所独有的最贴近民众生活的一种艺术形式。它是由诗词及骈文等文学修辞手法中的对偶（或称对仗）发展而成。因最早时，张贴于大门两侧或门旁楹柱上，故有楹联之称。

近年，亦有不少人呼吁为其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楹联的发端可追溯到殷周时代，先秦诸子的文章及《诗经》《易经》中都有体现。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周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力，自胜者强”(《老子》)、“老夫灌灌，小子踽踽”(《诗经》）等。

到了汉魏时期，产生了全篇以双句（即俪句、偶句）为主，讲究对仗和声韵的骈文。唐代又出现了包含对仗句的律诗。一般认为，五代后蜀主孟昶在一年除夕写出“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的对句后，楹联才从诗文中单独分离出来，以春联的形式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梁章钜在《楹联丛话》中记载：“尝闻纪文达师言：楹联始于桃符。蜀孟昶余庆、长春一联最古。”自此，举凡庆贺吊挽、述志言情、抒愤寄慨、写景状物、论事衡文、讽喻劝勉、谐谑赠答等，几乎文字可以表达的方方面面都能使用到。

纪文达就是纪晓岚，编修四库全书时都没有见过更早的对联，所以在没有确凿证据的前提下，我们目前只能认为最早的对联就是孟昶这一副了。纪晓岚还说，“楹联始于桃符”，这是什么意思呢？《山海经》记载：“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二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

桃符有可能是对联的雏形，但桃符肯定不是对联。合理推断，从桃符到孟昶，中间可能也有对联，就是孟昶自己，年年写春联，最早的估计也不是流传下来的这一副。那么，为什么只有这一副流传下来呢？这中间也有一个故事。

孟昶写完这副春联之后，当年后蜀就被宋太祖赵匡胤灭了。赵匡胤派来治蜀的大将叫“吕余庆”，这正好应了上联——新年收纳了吕余庆。更巧的是下联，宋灭蜀后，赵匡胤把自己的生日定为“长春节”，就像孟昶春联里说的——嘉节号长春。因为巧合得像谶语一样，这副对联就被记载下来，成为有据可考的第一副对联，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

在之后的日子里，对联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蓬勃发展，很安静。宋朝对联并不繁荣，可以从《清明上河图》中没有对联得到旁证。宋朝可能和对联发生关系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苏东坡，一个是朱熹。苏东坡的对联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摘自他诗文中的对偶句，一类是民间段子手附加在他身上的。前者不是对联，后者不是苏轼，所以所谓的“苏轼对联”绝大多数已经证伪，漏网的三两副张冠李戴的可能性也很大。

朱熹的对联，梁章钜说在《朱子全集》中有几十副，并且在《楹联丛话》中摘选出了十几副。遗憾的是，无论哪个版本的《朱子全集》，都没找到朱熹的对联作品，这也就成了一桩无头悬案。

元朝没有什么对联，对联真正发展的朝代是明朝。可能元朝被异族统治，朱元璋急于恢复汉文化，于是大力推动对联。朱元璋在登基前就酷爱楹联，故有“对联天子”的雅称。明代陈云瞻《簪云楼杂话》中载：“春联之设，自明太祖始。帝都金陵，除夕前忽传旨：公卿士庶家门口须加春联一副，帝微行时出现，以为笑乐。”

朱元璋与对联，有两个民间小故事：

朱元璋要求家家户户贴对联，春节这天微服私访，见到一家大门上空空如也。原来这家是阉割为业，无人识字，朱元璋于是御笔一挥，写道：“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

走了一段路，朱元璋又发现一家门口贴了这么一副对联：“数一数二门户；惊天惊地人家。”横批写着“先斩后奏”。朱元璋龙颜大怒，主人解释道：自己家有三个儿子，老大是卖烧饼的，要一个一个数着卖，所以是“数一数二”；老二是卖炮仗的，点起炮仗，自然“惊天惊地”；老三是杀猪的，所以横批写了“先斩后奏”。这些对联故事自然当不得真，与我们常见的“对联故事F4”——王羲之、苏东坡、唐伯虎、郑板桥一样，但是也反映了明朝对联兴旺发展的社会现状。

明朝的对联大多数是和民俗相关的，但是也出现了一些文人对联，比如杨慎题昆明华亭寺的这一副：

一水抱城西，烟霭有无，拄杖僧归苍茫外；

群峰朝阁下，雨晴浓淡，倚栏人在画图中。

文辞、技法等方面都很成熟，放在后人对联里也挑不出毛病。此外，像李开先辑有《中麓山人拙对》，是相当早的对联集。明末清初的李渔也有大量对联传世，且在《笠翁文集》中专门收录了自己的对联作品。不过，明朝一直到清朝前期的对联，占绝大多数的还是五、七言短联。

（南通市楹联学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