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顾子墨
苏州之行,记不清有多少次了。
第一次是一九七四年,我在南通造纸厂工作,跑采购,到处跑。乘“通常汽渡”过长江,就到了常熟。那时的江南,还是印象里的样子,看起来小小的,并不像现在外孙拍给我看的满是高楼的样子,那样望不到顶的房子,就是在上海,我也不曾见过。我拿着一张“江苏省供销合作社”落款的介绍信,去长江南岸和那些操着呢哝软语的汉子取货。
记得那一次去是个冬天,江风瑟瑟,寒风刺骨,月光倒是透亮。一位姓吴的大哥与我同行,他个头不高,登船的时候,被拥挤的队伍挤下了水,我把他给救了上来。我们都没有带多余的棉袄,好心的乘务长从值班室拿来两件军大衣,让我们裹着。江水的刺骨冷,渐渐在“两件军大衣”甲板上的兜圈跑步与交谈里,不那么“嚣张”了。老吴说,他是六十年代入的党。虽然在运动中被“斗”过,但他还是忍不住要唠叨时事。我哪里敢想这些问题,只是慌忙让他压低声音。没过几年,果然让他说中了。改革开放后,听说他被平反,到地委做了干部。他给我写过一封信,在信里,他询问我是否已经入党、需不需要帮我写介绍信。我以“喜欢打牌”这样好笑的理由,婉拒了他的好意。记得信末尾有一句话,他说:“小汤,不要怕,任何时候,只要咬着‘人民’两个字,无论在怎样的政治风浪面前,我们的方向都不会错。”一九九六年,我女儿入党时,我把这句话写在了党章的扉页上送给她,她夸我这个群众什么时候思想觉悟这么高了,我说,这是一位大领导送给我的箴言。
行行重行行。
因为我的文化水平不高,自觉不适合与别人谈生意,一九八一年,我在考到船舶驾驶证后,在国营南通农药厂做了一名船长,为厂里运送农药。沿着运河向北,我到过徐州、连云港、淮阴;向南,我到过湖州、海宁;向西,顺着长江我到过芜湖、宣城乃至武汉。那时南通还是江苏的农药生产大户,我常年开着那艘36吨的铁船行驶于长江流域的各个水道,见了很多人和事。
一九九二年,女儿以全市第一名的中考成绩考入了国家重点中专“苏州商业学校”,户口也变为了城市户口,这是令我和她母亲最骄傲的事情之一。趁工作间隙,我到苏州看她。在常熟港停船上岸,坐一个多小时的汽车,就到了苏州市区。那时候,金鸡湖还是一片鱼塘,塘边种满了水芹和茭白。改革开放的春风在这个时候已经在江苏刮了许久,各种开发区、工业园区都建立起来,尤其是苏南,产业发展得很快,还有很多中外合资的企业。像空调、电脑这些上海乃至南洋才买得到的大件,在苏州的百货大楼里也可以见到了。
在观前街,女儿拉着我,说:“爸爸,我想入党。”我说:“你爸爸只是个工人,女儿,你已经长大了。”打心眼儿里,我挺高兴的,说不上理由,只感觉女儿身上充满了朝气与信念。
从苏州开船回去,恰逢长江汛期与东南风六级碰到一起。我敢说,行驶在长江南通段以上的船员们,一定没有见过母亲河掀起这般大的风浪。那天是农历十六,一点左右便开始涨潮。我隐约听到远处有人在喊叫,我调整舵向,向声音靠近,便发现一艘货船掀翻在江里。几个人站在船底上招手,用安徽口音喊着“救命”。我把他们拉上了船,他们一个劲地喊着“大哥,谢谢”。听那几个汉子说,他们从铜陵送货到上海,没想到快到上海船翻了。后来,我把他们送到了南通海事局。厂里给我开了一次表彰大会,书记让我写入党申请书,说没准儿还能评个先进典型。我那时忙着给家里起房子,就光顾着那一头的事了。我把奖状和支票放在一起,便很少再拿出来过。
二〇一〇年,我年满六十周岁,从农药厂(那时候已经改为江山农化)退休。记得我拿着“光荣退休”证书回家的时候,刚上小学的外孙兴奋地跳起来,喊道:“外公终于能在家里陪我玩了!”我喜忧参半,其实只有我自己清楚,我不应该就这样闲下来,我还不服老。二〇一二年,在朋友的介绍下,我替私人老板在江上开船。
我试着给长江南岸的老吴写信,看看能不能联系到这位几十年未联系的“老相识”。没想到,一个月后我收到回信,打开便看到好几张信纸。老吴与我寒暄了许多,讲了讲他后来的经历。他还找人了解到了我的近况。他写道:“小汤,你是一个做好事不留名的优秀同志,我正好有一个老战友在你的‘老东家’,我托他帮你向江山农化有关的同志说过了,只要你想再上船看看,都没问题呢。对了,不知道现在你还喜不喜欢打牌?”最后一张纸,是他为我手写的入党介绍信,里面简单介绍了我的一些经历,还夸赞我是“党的好工人”。我心中一颤,眼眶顿时就湿了。我怕被老伴看到,便去洗了一把脸。
后来,我辞去了私人老板那边的工作,拿着老吴的信又一次走进了我熟悉的工厂,又能“泛舟长江”,看着江水渐清,两岸渐绿,仿佛看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长江的来信,亲切、温暖,身上充满了力量。
我和女儿女婿乘高铁去苏州。在苏州无锡交界的地方有一个苏南机场,外孙在那里坐飞机去成都上大学。
是的,这件事比重返工厂更令我开心。二〇二二年,我的外孙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四川大学。他问我,以前有没有去过四川。我当然没去过四川,在三峡大坝修成以前,江上的货船一般到重庆就不再向上行了。在我的记忆里,四川大学还叫四川联合大学,我们船队里有个弟兄的儿子就在那里上大学,那儿是西南最好的大学。十几年前在双流区的油菜田里辟出了一个新校区,听说有三千多亩,我和老伴都不敢想,要是谁家有这么大的田,哪里种得完啊。
十一月,我和老伴背着女儿女婿,偷偷乘高铁去成都看外孙。但是我没有看见什么油菜田,而是一栋又一栋的楼房。见到我,外孙很惊讶,又不意外,说:“不愧是‘汤老大’!”
我在地铁站,看到了二十大的宣传海报。又过了一个十年,我也老了十岁,但这个党,这个国,却飞越了百年,愈发活力。
临走前,外孙问我:“我应该入党吗?”我拍拍他的肩膀,点点头,笑了,也流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