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益峰

这么多年来，我不止一次想过，哑巴哥和美丽的哑巴姐，他们生出的孩子，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一定是英俊潇洒或是娇美可爱的。

那时我还是个初中生，住在城郊的一个院子里。哑巴哥是我的邻居，大我整整八岁，已经在县里的一家福利工厂上班了。

哑巴哥是个英俊挺拔的小伙子，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总是梳得条理分明一丝不苟。他清澈如水的眼神里总是带着笑，他开怀大笑时会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哑巴哥小时候发了一次高烧，打了一个什么针，从此聋了耳朵，丧失了说话的功能。哑巴哥在高兴的时候，会“噢呜噢呜”欢叫，嗓音嘹亮，婉转起伏。我那时想，如果哑巴哥不哑，一定是个能歌善舞的人才，或许还能考入县文工团当演员。因为，他是那个年代，电影里帅哥的形象。

我经常在他家里玩。他房间的墙上贴满了他写的楷行隶草，画的梅兰松竹。床前的那张油漆斑驳的书桌上，总是整整齐齐地排放着横竖有致的书籍，铺着厚厚的一摞稿纸。我曾经翻阅过，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很多字，字体秀丽飘逸。哑巴哥拿笔在纸上告诉我，他在学写诗，写散文，写小说。哑巴哥聪明，大人们总在一番赞许之后，叹口气，不无遗憾地说：如果不是哑巴，这小子不知会出息成什么样子。

所以，当有一天，我在县城一个狭窄的街巷里遇上哑巴哥和美丽的哑巴姐时，我脑子里就蓦地冒出了一个美好的词语——郎才女貌。

那是个阳春三月的礼拜六的上午，我正走在去同学家的路上。明晃晃的太阳当头照，暖洋洋的春风拂面来。我看到街巷两旁青砖灰墙之上的木格窗棂吱扭扭地撑展开来，一根根金黄的竹竿儿挑出来搭在对街，挂满了红黄蓝绿的衣裳床单，满条街巷如同节日里彩旗飘扬。

这时，我听到了一串清脆的铃声，叮铃铃地从边上的胡同里传出来。我抬起头，看到一身崭新灯芯绒夹克的哑巴哥，幸福地蹬着一辆自行车出现在我的视线里。哑巴哥笑容灿烂，洁白的牙齿熠熠生辉。我伸开手臂，拦住了他。幸福的哑巴哥猝不及防，“噢噢噢”的一声惊叫，车子扭动了两下猛然刹住。我定睛一看，惊魂未定的哑巴哥的腹间，交叉着一双白玉般纤纤秀手。随即，哑巴哥的身后，出现了一张美丽惊恐的脸蛋。

这张惊恐美丽的脸蛋就是哑巴姐的脸蛋。哑巴姐那天像是从画上走下来似的，走到了我的面前。哑巴姐高挑丰满的身材，白皙如雪的皮肤，穿着白毛衣白长裤，黑瀑般的长发绕过左肩，泼洒在左胸前。她的那双紫葡萄般的眼睛，在片刻惊恐后，呈现了脉脉的温情。我还看到她微翘的黑长睫毛，随着眼睛的眨动，扑闪扑闪地，接着两颊便绽开了深深的酒窝。

哑巴哥过来，拍拍我的肩头，拿手指指哑巴姐，又指指他自己，然后，把右手的食指竖在噘起的嘴唇上，微微地摆了摆头，拿那双明亮的大眼看着我。我一下子便心领神会，我也伸出右手的食指，勾住哑巴哥的食指，做了个“拉钩”的动作，郑重其事地晃动了两下。哑巴哥就“嘿嘿嘿”开心地笑了。他一笑，哑巴姐也咧开了红润润的嘴唇，像弯弯的月牙儿。

哑巴姐是哑巴哥厂子里的同事。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好上的，但我知道，他们是“天上的一对，地上的一双”，般配得如同牛郎配织女，贾宝玉配林黛玉。

那天的偶遇后，我恪守了自己的诺言，守口如瓶，滴水不漏。只是每次见到哑巴哥油头粉面、衣冠楚楚地从外面回来或是兴冲冲地出门而去时，我就会冲他露出诡异的笑容，拿手指刮刮自己的鼻子，做出一副嗤之以鼻的表情。这时，哑巴哥就会咧开嘴，开心地发出“嘿嘿嘿”的笑声。

但我还是在院里听到了风吹草动。我听到大人们在说：哑巴可能有了女朋友。有人就问：何以见得？有人就说，哑巴现在不画梅兰竹松了，天天在家里画仕女图。我听后，就很好奇，跑去看。果真，我在哑巴哥房里，看到了满墙的仕女图——黑瀑般的长发，紫葡萄般的眼睛，黑黑长长的睫毛，深深的酒窝——哑巴姐的画像。当然，这个秘密只有我知道。

日子平静地过着，如同一泓池水，波澜不惊。我有时也在想，哪一天，英俊的哑巴哥，摁动着连串清脆的车铃声，载着美丽的哑巴姐，来到我们这个小院呢？我盼望着能再次见到那个一头黑瀑般长发的大眼睛的姐姐。

就在我热切期盼中，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听到了隔壁传来了哑巴哥“呜噢呜噢”的喊叫，但那不是欢乐的声音，是一种悲愤的声音。撕心裂肺地在暮色笼罩下的昏黄小院里激荡，如同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水。我还听到热水瓶在水泥地上碎裂飞溅的声响。随后，又传出来一声清脆的“啪”——手掌狠狠扇抽脸颊的声音，隔壁的房门“嗵”的一声被撞开。我忙奔出屋子，我看到哑巴哥捂着通红的脸，狂奔而出，一路“呜呜呜”地悲泣。那天晚上，我听父亲说：哑巴配哑巴有什么不好，哑巴配哑巴也不见得就会生个小哑巴？

这件事情发生后，很长时间，我很怕与哑巴哥碰面，因为，每次见他，他都蓬头垢面，一脸的凄风苦雨，见了我也好像不认识似的一副漠然的表情。尤其让我感到害怕的是，他的眼睛里隐隐透露着恶狠和仇怨，宛如两把利刃闪烁着冰冷的寒光。

院子里好像又恢复了平静，平静得死气沉沉。大概一年后，我们家搬了新居，我离开了这个小院。由于住得远，我和哑巴哥再没见过面。关于哑巴哥和哑巴姐的故事，我在搬家后不久，一次路上听小院的人说：哑巴的父母坚决不同意，哑巴悲痛欲绝，精神好像不太正常了。

之后的二十多年间，我偶尔也会想起哑巴哥。前段时间，我在一家酒店里，目睹了一个聋哑人的生日宴会，我又怀念起了哑巴哥。初冬的一个周末，我特意去了那个小院。小院已残破不堪，灰白的围墙上油漆书写着一个血红的“拆”字。我已经感受不到院子里的人烟的味道，凄凉荒寂让我不禁紧了紧身上的薄袄。正当要离开的时候，一扇门打开，走出一个身着灰色棉袄的男人，花白凌乱的头发，佝偻的身形，推着一辆锈迹斑斑的自行车。那人见了我，“呜噢呜噢”地比画着，拿警惕的目光凶狠狠地瞪我，随即，我听到一声门被用劲蹬上的巨大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