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甄

纪实文学的价值在于真实，可让人亦真亦幻、雾里看花的作品不在少数。

朱旭东的《斑斓》，用一块色织布的故事，重现了中国色织名镇——南通市通州区先锋街道两代人创业的艰辛历程。作者抱着尽可能接近真相的叙述写作理念，努力让事实还原，写出了一部在我看来真实得犹如现场直播一样的作品。

先锋街道离我的居住地不远，但我从未长时间停留过。《斑斓》中写到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写到的事，我一件也不知道；读后，也没有去进行考证核实。那凭什么断言它的真实性？其实，阅读者的真实感，更多的是一种主观感受，是阅读者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和已经掌握的知识，凭借对常理常情常识的比照判断和逻辑推演得来的。遥远国度发生的事情，上古年代出现的人，绝大多数读者不可能一一去查证，但这并不影响读者对作品的真伪鉴别。

我认定《斑斓》的真实性，除了对朱旭东人品和文风的了解，更主要的是基于作品呈现出来的三大特点。

完整揭示事件本来的面目。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是多种因素（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合力造成的。同样，每一件事情发生后所造成结果也是多方面的，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这本是常理。一部纪实作品，如果只对焦生活的某一个侧面，再驰骋文笔，刻意放大，它所写出来的东西往往就是盲人摸象中的象腿、象鼻、象齿，就很难给读者带来真实的感觉。《斑斓》围绕色织产业，既写了它的萌芽兴起，又写了它的悄然消退；既写了它的规范发展，也写了它的野蛮生长；既写了它对农民致富、乡镇兴旺的贡献，也写了它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污水随意排放，垃圾到处乱丢，造成通甲河水臭气冲天，灌溉的秧苗根须以上七八厘米都是黑的，还写了金钱对人精神的戕害——个别人发财后无度挥霍乃至赌嫖。《斑斓》用具体的人和事，如实记叙了色织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多个侧面，完整地立体地呈现了事件本来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敢于触碰人际关系的冲突。人不是孤立的存在，个人的生活离不开群体。人际关系中有友爱、助人、谦虚、宽容，也有算计、嫉妒、争斗、冷漠。因为观念、利益不同，人与人之间发生冲突，乃人之常情。在虚构的文学作品中，人与人的矛盾冲突常常被描写得淋漓尽致。但在纪实作品中，人与人的冲突，则常常被淡化，被隐藏。必究，指名道姓，说三道四，极有可能惹上麻烦甚至官司缠身。于是，许多纪实的作品，宁可牺牲事件的真实性，也不去触碰人际冲突。或许是记者生涯锤炼的胆识，《斑斓》中，朱旭东据事直书、无所避忌地讲述了诸多人际冲突的故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姓社姓资”争论不休的大背景下，办厂的陈德胜与大队干部的几多争执，以及由此受到的干涉；九十年代中期，周俊新的热电厂被用气大户故意拖欠巨额蒸汽费，连买煤炭的钱都变得紧张起来；本世纪初，企业老板刘平在投资创办污水处理厂时，被失信的朋友“放鸽子”，弄得骑虎难下。当然，他们或者通过据理力争，或者通过谈判退让，或者通过另辟蹊径，为共同的大利益，最终都化解了各自的小矛盾。这些故事告诉读者，人际关系发生冲突是正常的，没有才是不正常的。写，是应该的，不写，是回避偷懒，是对真实性的损害。

客观记录自我利益的诉求。马克思曾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列宁指出“物质利益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常识告诉我们：当今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深层次就是利益问题。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斑斓》直白地告诉读者，色织名镇兴起的根本动因，就是农民为了获得自身利益：偷偷摸摸搞家庭作坊，是为了赚钱盖楼房、娶媳妇；大张旗鼓投资办厂，是为了赚大钱住别墅，送孩子上名校；农民愿意出租土地，同意拆迁，是农民会算账——“起早贪黑，日晒雨淋，最后进账还没有这么多”；企业破产遗留问题的最终解决，是农民拿到了土地补偿费和欠款；为了拉近企业和村民的距离，有的筹集尊老帮困基金，给老人发欢喜钱，有的拿钱给老人购买意外险。每个地方、每个企业、每个个人都有各自的利益诉求，只要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就不必讳莫如深、遮遮掩掩。

苏联作家林斯曼创作的《生活与命运》被评论家称之为新《战争与和平》。当高尔基告诫作者写作要反躬自问：“我要证明的是什么真理？我想要哪种真理胜出”时，作者说“我只写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感受，自己的痛苦”。历史证明：用现实主义精神和现实主义手法写出的作品才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才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斑斓》传承的正是这样一种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和手法，它让作品回归到生活最该有的本来面目，给未来留下了一段真实的记录。

（《斑斓》由南通报业图书出版中心策划，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