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剑波

有一次我坐在教室里闭着眼硬着头皮背英语单词，当我睁开眼时，看到一张和蔼可亲的中年男人的圆脸，一双睿智的眼睛隔着厚厚的眼镜笑眯眯地看着我。

“文学中年”是相对于“文学青年”而言的。在年龄上，我这样界定：前者为20岁至39岁，后者为40岁至59岁。而“文学老年”则是从60岁到临终。在“文学青年”阶段，倘若当事人的文学创作未有成就，在业内未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当事人将一直扮演“文学青年”的角色。同理，“文学中年”也是如此。“文学青年”完全有可能成为“文学中年”，而“文学中年”也完全有可能变成“文学老年”。多年前，我结识的陈先生堪称典型的“文学中年”。“多年前”是个宽泛的时间概念，我很喜欢这个字眼，受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影响是一个原因，小说的叙述语言里，只要一出现“多年前”，语感就一下出来了，而语感对小说来说至关重要，就好比一双合脚的鞋子对走路很重要一样。另一个原因是，“多年前”对时间做了模糊处理，让人有混沌之感，使得你感受流逝的时间时，有了一种无法言说的美感。

还是让我来说说陈先生吧。多年前的我，正是二十郎当的年纪，因为爱好文学，可谓当之无愧的“文学青年”。那年，有点英文基础的我，去本市的H县进修英语，这意味着我将从中学语文教师摇身一变为中学英语教师。对我来说，这既是工作的调换，更是人生的蜕变，我欣喜若狂得遥望南天，夜不能寐。我是多么感激本县英语教师奇缺的现状啊。真是天可怜见啊。要是命运安排我再继续当语文教师，我很可能会发疯，我会像孔乙己那样穿件破长衫，喃喃着之乎者也，在校园里走来走去，或者踅到小镇上去讨酒喝，下酒菜将不是茴香豆，而是京枣、麻饼之类的。农村学生的语文基础差得可怕，批改作文等同于纠正错别字，通篇错别字的作文比比皆是，如果再来个眉批和总批，批改一篇作文至少需要一小时。我那时教两个班的作文，两个班有一百多名学生，也就是说，我每周要批改一百多篇作文，这意味着我每周至少要将一百多个小时花费在批改作文上。我宿舍的台灯常常亮到通宵，幸亏我年轻，才没有倒下来。更让我苦不堪言的是，兼职教语文的校长非要所有的语文教师按照他的模式来做不可。什么是他的教学模式呢？举个例子：《七律·送瘟神》里有这样的句子：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他这样提问学生：“春风杨柳多少条啊？”校长上课有个习惯，当他发出提问后，就背着手得意地在教室里走来走去，一脸等待谜底的莫测高深的表情。这习惯严重影响了我，不同的是，我背着的手上夹了支粉笔，我总是将这支粉笔想象成一支正袅着烟雾的烟卷。熟悉课文的学生会大喊大叫：万千条！喊声差点掀翻屋顶。而不熟悉课文的学生，回答就五花八门了，有说几百条的，有说几千条的，有说几万条的，声音如同蚊子嗡嗡叫。如此机械的教学法我永远学不会，而现在好了，我要像一只鸟儿飞出牢笼了，我夜不能寐所遥望的南天，正是H县的方向。

H县与掘城之间隔着N县，离掘城将近九十公里，但与上海只一江之隔。H县人时髦的穿着与吴侬软语有力冲击了我，让我有种梦幻之感。我喜欢这种梦幻的东西，这种梦幻的东西会让你脱离匍匐的地面升腾起来。升腾正是我这样的年轻人所渴望的，而升腾总是与艳遇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乍到H县我几乎每天都要出去逛街，我以为艳遇总是发生在街道的拐角处，发生在小巷深处的一株桃花树下，发生在书场嘈嘈切切的三弦声里。我没料到，我渴望的艳遇居然发生在陈先生上课的教室里。当然，这是后话。陈先生那时四十多岁，也可能五十多岁。男人在这个年龄段，你很难说出他的具体年纪，总之，陈先生是个中年人。中年男人会像孕妇那样挺着圆滚滚的肚子，全身的皮肤已经松弛很久了，面颊特别容易受地球引力的影响向地面垂挂，要是这个中年男人有点知识，有点学历，他理所当然会戴一副玳瑁眼镜，当然，中年男人的头发开始花白了——这一切陈先生都应有尽有。陈先生是H县教师进修学校的语文老师，而我就读的市英语教师培训班就设在进修学校教学楼里。有一次我坐在教室里闭着眼硬着头皮背英语单词，当我睁开眼时，看到一张和蔼可亲的中年男人的圆脸，一双睿智的眼睛隔着厚厚的眼镜笑眯眯地看着我。笑眯眯正是陈先生的表情特征，他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笑眯眯的。就这样，我与陈先生相识了。后来我问他，茫茫人海，大千世界，他是怎么知道我的。他以哲人口吻说，当一个人命中注定会出现在你生命里时，是不需任何理由的。不过，后来他还是道出了真相。我在去H县前就开始投稿了，当然，投稿就意味着被退稿，这是每个文学青年的宿命。每次退稿都寄到我任教的那所小镇中学去了，我来到H县后，投稿地址自然就改了，所以，退稿便寄到H县教师进修学校了，具体说，是进修学校的传达室。陈先生每天都要去传达室，他其实早就投稿了，而每次投出去的稿件也都会退回来，当然，这是文学中年的宿命。那时，全国的文学杂志无一例外使用的都是牛皮纸信封，他发现经常有写着我名字的牛皮纸信封搁在传达室的桌子上，我相信那一刻他于我有同病相怜的感觉，他还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于是，凭着文学的信念，他找到了我。

自从认识了陈先生，只要有空，我就去找他聊天。他是写诗的，据他说，他在大学时代就开始写诗了，但到现在一首都没发表出来。不过，总会发出来的，只要耕耘，总会有收获，迟早的事，他笑眯眯地说。我每次去找他，他都要问，今天写了吗？只要我回答没写，他便痛心疾首地说，你怎么不写，好作品是写出来的啊。你看我，哪天不写？确实，他很勤奋，隔三岔五就把一叠诗稿装在一个大号牛皮纸信封里寄出去。让我佩服的是，他能写各种题材：向《农民日报》投稿，就会写《玉米棒子之歌》一类的诗，还会附上一封短笺：编辑同志，我是一位农民，这首诗于田间劳动急就而成，恳望发表，云云。向《工人日报》投稿，他就写《沸腾的钢水》，附信上称“我是一名炼钢工人”。向《解放军报》投稿，他就会从文弱书生变身在边疆哨卡巡逻的哨兵。而向幼教类杂志投稿，他又成了一位刚出校门的年轻女幼师。用不了多久，那只牛皮纸信封又被退回来了。陈先生的家有个带围墙的小院子，有时，邮递员图方便，把牛皮纸信封直接从围墙外面扔进来。一听到啪嗒一声，他老婆就喊，退稿来啦。他并不懊恼，又换上一个地址寄出去。过段时间，啪嗒声会再次响起。陈先生用诗一般的语言说，我/多么喜欢聆听/这绵延不绝的生命赞歌。有时他又自嘲一番：我苍老的心灵/尚是一座空空的神殿/没有祭坛，也没有牺牲/还无法知晓/何方神圣在此/受到我的膜拜。

前不久，我偶然从《文艺报》上看到，中国作协发展新会员的名单里有陈先生的名字，我不禁为他高兴，他终于成了一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