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墨
我的腋下长着一块白斑。九岁以前，我父一直坚称这是“寒斑”，不必管他。其实我根本不懂什么是寒斑，他估计也不大懂。洗完澡，他抬起我的左肘，看看那块斑，郑重其事地说了声“没事”，像个郎中似的。
这斑说大不大，但又好像随着身体的变大而变大。
二〇一三年夏，我随外婆去北京探亲，那年我九岁。江北还没有高铁，只能乘绿皮车，下午出发，第二天早上到。外婆的行李很多，有几大袋，我搞不清楚为什么要带这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好在买的是软卧，一间只有四个人，不吵，而且床板下可以塞许多东西。那时候，我不是很关心沿路的风景。吃泡面是最开心的，因为这平时被父母视作垃圾食品，我是不怎么吃得到的。外婆解开一个红色的塑料袋，先是拿出几件短袖，然后从下面掏出一桶红烧牛肉面。火车上的泡面十块钱一桶，显然自己带划算。我觉得泡面在加开水之前最漂亮，五颜六色的蔬菜点缀在堆得高高的调料粉上，像漫山遍野的鲜花。我没见外婆吃泡面，那时候也不懂事，没想着让给她吃，不知道那晚外婆有没有吃东西。我下铺的大哥吃的是海鲜面，之所以记得，是因为他一直在听音乐，蓝色的泡面桶放在桌板上二十分钟都没动。小孩爱管闲事，我就提醒他，“该吃泡面了。”
我外婆的小妹三十年前就嫁到北京了，我管她叫小姨奶奶。我很喜欢这位偶尔从北京回来的亲戚，直白点说，是因为她每次回来，都会给我带一样我从来没见过的玩具。她操着一口地道的“京话”，不过和外婆，还是用南通话交流。这让小姨奶奶的儿子很困惑，因为他母亲在和我们说完话之后，常常忘记换成普通话，他就完全听不懂了。
那几天正热，远处的地面在抖动，要到晚上八点，天才彻底黑下来。坐地铁，九号线到丰台南路，一出站就是小姨奶奶家，那时候，两块钱的地铁票，随便坐到哪一站下。后来母亲在北京，买了地铁票，又不敢进站，因为上海是按站收费的，不知道现在是怎么个收费法了。九号线是绿色的，夏天让人感觉很凉快。那时候，第一次知道汽车会限号，得几辆车换着开……我完全是“乡下人进城”了。
天安门、毛主席纪念堂、故宫、颐和园、圆明园、北大、八达岭长城、北海公园……一个多星期，把北京的名胜几乎都转了一通。记得毛主席纪念堂外的花，三十块一朵；颐和园里的矿泉水，十块钱一瓶；什刹海的路边有许多为路人设计签名的、画肖像的，未名湖旁的树荫下有许多背着包卖自拍杆的……当然，还有不知道是哪个天桥市场，里面都是卖衣服、玩具、杂货的。不过亲自到了这到处都是玩具的源地，倒没什么想买的兴致了，有一种为了买而买的感觉。果然，未知的永远比自己选来的有趣。
我在颐和园的柳树上抓了一只小螳螂，装在矿泉水瓶里，到了地铁上就已经不动弹了。这差不多是我最后一次玩虫子了。
其实，我不知道来北京的主要目的，是为我看病。
坐公交到武警医院。为我看病的医生姓四，叫四国军，令人印象深刻的名字。她掀开我的衣服看了看。
“这是典型的白癜风。”
这个病的名字很吓人，不过不是不可以治，只是疗程很长。
开了许多药，有安神的，有一种黑色小丸，一次要吃16粒，还有什么我就不记得了，总之一天三次，好像药吃不完似的。开始我得一粒一粒吃，后来我可以一次吃八粒，我说自己是吃药的行家，外婆叫我不要乱讲。
最主要的，其实不是吃药，是用一种机器，在关了灯的屋子里对着白斑处打激光，做完，白斑会发红，四周会略微发黑。
我没觉得这是什么大病，不过除我之外，所有人都很紧张。晚上在饭店里吃饭，满桌子好菜，按照医生吩咐的忌口，我只吃了最后一道红汤面。
临走的时候，一位那些天常和我们在一起吃饭，被叫作“老大”的大伯，送了我一盒“无限极”牌的口服液，我学着他们的口吻，说“谢谢老大！”他们都大笑起来。虽然后来回去之后也没吃，但想起来，总觉得北京真是个好地方。
后来，因为北京太远，我妈带我改去上海看病。从汽车站坐大巴，到上海要两个多小时，大巴车的座位很挤，中途又不停，这就使我的双腿总会陷入彻底的麻木，当我想挪一挪，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了。从上海汽车站打的去快捷酒店，差不多是二十几块，有一次，司机要收三十几块，明显是绕路了，向他要发票，他便改口只要二十块了。
不记得在哪个医院看的病了，医生是个老太太，一开口，就知道是标准的上海人。她询问了我过往的治疗经历，看了看我的病历，说这病历是瞎写的。但得知是四国军大夫为我看的病，马上又说这病历肯定是哪个护士替她写的。上海开的药少了，除去用一台更大的机器在我身上打激光，还要注射，从我胳膊上抽一点血，和一种药混合，再打到白斑里去。这些步骤之后，当日便不能沾水洗澡。
这样，记不清有多少次，每次都是酒店、医院两点一线。所以，去上海只是单纯的看病，并不是旅游。我记得，那是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门一关，就是漆黑一片，只有不大的电视亮着，放着“中央少儿”。不过水池边一管小小的“黑妹牌”牙膏，倒是产自扬州的工厂，这倒稍稍使我有些亲切。我父一脉在上海也有亲戚，不过没有什么往来。除此以外，上海于我，就是一间医院，没有半点留念。
因为这个病，顾爷爷也没少忙。
我把我的外公叫作爷爷，外婆叫奶奶，把父亲的父亲叫作顾爷爷。因为从小被外公外婆带大，比较而言，和他们的接触，就少之又少。这也是为什么，我喊我外婆的妹妹为“小姨奶奶”，而不是 “小姨外婆”之类的称呼。
还是应该称“祖父”的。
祖父虽然做过工人，识几个字，但其实还是有些“小农”的，很勤劳，很节省，买给他的东西，穿的能放在柜子里一整年，吃的能放在冰箱里几个月。哪家办事请客，也总要打包许多剩菜回去喂鸡。
即使这样，不妨碍祖父于我是十分舍得的。舍得钱，舍得累。五岁，去东台一个亲戚家玩。亲戚家有一个养猪场，我本着孩子的好奇心想进去看，但又嫌脏不舍得弄脏我的鞋，于是，祖父就背着我在里面“参观”。浑身沾着泥的猪很自在，我在祖父背上也很自在。
四医生说，我缺铜。祖父闻讯，本着“吃什么补什么”的原则，骑车走了几十公里，终于在白蒲镇上找到了一家铜铺，熔了供桌上的香炉，打了一个铜碗、一把铜匙、一双铜筷。后来铜勺被我父弄断了，那副金灿灿的餐具便不太再用了。不过，后来也没人再提我缺铜的事了。
为了我这块说大不大的“寒斑”，全家都陷入了紧张的挣扎里。后来，要上中学了，不可能再花这么多精力去治这个“外表看起来没什么事”的病了。
我说：“不治了吧。”
中学之后，逐渐就把这个病放下了，也好在我没有像迈克尔杰克逊一样在脸上发病，也没枉负我在北京上海的“游历”。
祖父不常来城里看我。一年夏天，他和祖母送些鸡蛋蔬菜来城里。祖母问：“你那个病个曾好？”
我想了想，掀开右边的衣服，说道：
“早就好了。”
祖父看了也笑起来：“就是，早就好了嘛！”
我也笑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