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石

三

时间来到一九四九年春月，驼伯和儿子大发连同家船突然失联多时。一开始，乡邻们以为父子俩驾船去江南了。但去江南一趟来回顶多十天半月，而此次竟两三个月杳无音信，乡邻们担心驼伯父子再出意外，但又无从打听。也有弄船的同行说，他见到过驼伯的船是沿长江的北脚向西往九圩港方向的。于是有人猜想驼伯可能去做支前民工参加渡江作战了。但直到渡江作战胜利结束，对那些支前的民工披红戴绿庆功时，也没见着驼伯和儿子大发的影子。又过了些时日，等人们开始逐渐淡忘时，驼伯竟死鬼还魂般地回到了村里。驼伯回来的时候，孤身一人，不见大发跟随。他没有惊动任何人，自己把自己关在家里，白天不生火煮饭，晚上不开灯照明，只顾蒙头大睡。乡邻们不知底细，也不便上门打扰。几天后，驼伯才像冬眠完的蛇慢慢地活过来，先是开门晒晒太阳，闷抽烟管。再后来，踱出家门，在门前的小路上转悠转悠。乡邻们见驼伯终于出门，便围上去打听究竟。“驼子，你家大发呢？咋没回来？”“你家那条船呢，歇在哪里了？”驼伯对于乡邻们的问话一概闭口不答，神情里也看不出一点暗示性的信息。又过了几个月，驼伯似乎像从一场大病中终于走出来一样，又开始伸着骆驼一般的头颈，在村子里转悠了。我们一众小吵鬼嘲弄驼伯，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星移斗转之间，我也长大成人了。而且我还小有作为，当上了村党支部书记。而此时，驼伯已是风烛残年的孤苦老人了。我当然不会再像小时候不懂礼貌地直呼驼伯为“驼子”了，更不会贴着他的背追着喊“驼子，驼子，做我孙子”了，而是礼貌地叫他“驼伯”。我突然觉得驼伯是个非常可怜的人，不要说子孙满堂、安享晚年，现在身边连一个照应的亲人也没有，生活度日如年。我作为村党支部书记，如何安顿好驼伯的基本生活，理所应当犯着一门心思。驼伯属于孤寡老人，完全符合低保条件，还可以根据他的意愿去养老院，由政府花钱养起来。我上门去做驼伯的工作，说送他到养老院吃现成饭，过幸福生活。但驼伯就是不肯，他说不想麻烦政府，他可以自己把饭扒到嘴里。但事与愿违，毕竟年岁不饶人，又过了一段时间，驼伯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了，他还是那股犟脾气，死活不肯去养老院。乡邻们看着驼伯孤苦伶仃，便商量着给驼伯轮流照顾，送菜送饭。

直到有一天，我正好去看驼伯。他似乎自知来日无多，便把我叫到他的床边，示意我坐下。我俯身坐下，看着枯枝朽木一般的驼伯，禁不住一阵心酸。驼伯用枯藤一般的手拉住我的衣袖说：“阿侄倌，驼伯我这次真要走了。你是村里书记，我想拜托你两桩事体，请你费心一定给我办到。”驼伯顿了顿，似在缓一口气，又像在等我的态度。我赶紧说：“驼伯你尽管吩咐，我一定替你办到。”驼伯接着说：“第一桩事体，我这后半辈子被小鬼子害得落下个驼疾，弄得直不了身，抬不起头，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等我咽气后，你一定要把我的身板扳直，恢复原样，你只管用力摁，反正我也不会叫疼了。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我活着的时候，委屈了半辈子，我死了见阎王时，也要体面一点。如果有来世，我还要堂堂正正地做人。” 我不知道驼伯说这话时，哪来的这么雄壮的中气，一字一顿，全然不像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倒像是传说中的英雄豪杰一般。我一边抹泪一边频频点头。驼伯又缓过一口气说：“第二桩事体，你在我坟头边再立块大发的碑。”我一脸惊诧：“大发到底在哪里出了事，怎么不见人呢？”驼伯不说话，抖抖索索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小包，递给我，示意我打开。我接过小包一看，这是一个用老蓝粗布包裹的小包，用一个红布条扎着。我把红布条抽开，然后一层一层把蓝布打开，出现了一个颜色发黄的纸质小册子，小册子只有对折两页。封面上有繁体字“常备民工复员证”，由苏北一分区支前司令部、政治部发给，并盖有方方正正的大红印章。打开内页，上面写着姓名：张福根，年龄：59岁。服务时间栏写着：自1949年3月18日至1949年5月6日止。下方一格里写着“该同志随军服务已满期，准予复员，特发给此证”。服务期间表现栏内用墨笔写着：完成渡江任务。无须再问，这本发黄的小册子告诉了我一切，面前躺着的不是将要离世的孤寡老人，而是一位埋名隐姓的渡江作战支前老英雄。我急切地问：“大发呢？”驼伯颤抖着说：“那天夜里，我和大发驾船送解放军渡江，船快要到江南脚时，大发被一颗流弹打中，落入江中，人就没了。你知道吗？我就在他身边，人就没了呀！”说话间，驼伯已经抑制不住内心的惋惜和痛楚了，干瘪的嘴唇抖动着，禁不住老泪纵横。驼伯又说：“战事一消停，我在江边等了三个月，也没见大发的人影儿。”驼伯边说边摇头边抹泪，哭得像小孩子一般。我想再了解详细一点的细节，驼伯抹了一把泪，却收住话题说：“人没了就没了，儿也是为了国家，光荣的，这条小命也值了。”

四

这天晚上，我一夜未眠。翻来覆去的，就是睡不着，有关驼伯的一幕一幕，总在脑子里、眼睛前翻江倒海。翻到我小时候对着驼伯喊“驼子，驼子，做我孙子”的那一幕时，我感到这是我用一生也难以洗白的一个人格污点，尽管那时我还只是一个孩童，但我无法原谅自己，我的心不禁一阵阵刺痛，非常的难受。

第二天下午，驼伯走了，走得很安静。全村的人听说了驼伯父子的英勇壮举，无不为之动容。大家纷纷凑钱要给驼伯置办一身端端正正的寿衣，还要把丧事办得体体面面。村党支部讨论一致决定把驼伯的灵堂设在村部的会议室，并召开追悼大会。全村的人不分男女老幼都陆续前来吊唁，自发地为村里的老英雄送上最后一程。不知是谁把消息传到了上面，乡里和县民政局的领导都来了，更为惊天动地的是，刚从外地调来不久的唐县长竟也到场，他带头在驼伯的遗体前鞠躬致哀。当兵出身的唐县长在吊唁现场只说了一句话：“我和张福根同志是有过一段生死交情的，这个人对革命是有功劳的。”于是人们猜想，唐县长肯定坐过驼伯的船，或者是在驼伯老港弄船时，或者是驼伯在渡江作战支前那回。

根据驼伯临终的意愿，民政局的领导特地从殡仪馆调来了整容师。整容师对驼伯进行了精心的化妆整容，小心翼翼地把驼伯蜷曲的身躯一点点拉直放平，终于恢复了一米八五的魁梧身躯。

驼伯的追悼大会，是我代表村党支部作的悼词。当我刚开始读到“张福根同志”时，就已经泣不成声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