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微
代表中国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传统的两大源头——《诗经》和《楚辞》，从文学素质的角度论，我更喜欢后者。《诗经》以人为本，内容的质朴、语言的凝练固然不失为一种隽永的风格，但《楚辞》在形式上的华美更能体现文学的本质。真的难以想象，如果没有屈原、宋玉的锦心绣口，缺了铺排雍容的冲浪式文笔，这样的文章，读来还能有神思飞扬、目不暇接的快感吗？
李白、苏东坡酷爱《楚辞》，于是在才华横溢的基础上多了激情澎湃、气势高卓，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写东西就是要有胸中大气象、艺术大营造。我很赞成这一说法，古来最耐读的文章，当如《楚辞》中《离骚》《天问》这样文采飞扬的大手笔，还必须脱俗，带一些仙气。
形·影·神
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于二十世纪初在《精神分析引论》中谈到“本我”与“超我”的关系问题，也即“以肉体方式存在的我”与“以精神方式存在的我”之间的对立统一。然而中国的陶渊明早在公元五世纪初就已经在《形影神》组诗中，以明白晓畅的语言，深入浅出地揭示了“形”与“影”在生命状态中的哲学地位。从《形赠影》到《影答形》，当入世的“形”处处碰壁，发现“世与我而相违”，逐渐幻化为出世的“影”，发出“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的慨叹之后，陶渊明水到渠成地在《神释》中作出了明智的人生抉择：“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亘古男儿一放翁
鲁迅先生说，“一切好诗，到唐已被作完”，我不敢苟同，至少南宋陆游是个例外。读《剑南诗稿》，常常被感动得夜不能寐，且不说“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起倾斗酒歌出塞，弹压胸中十万兵”这样的悲怆豪迈，仅是如“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般的奇句，作为文士出身的陆游，笔下剑锋所指，已强似同时代武人出身的辛弃疾。难怪刘克庄在《后村诗话》中评价“其激昂慷慨，稼轩不能过”；梁启超更是赞赏“集中十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
由此看来，许多评论者对陆游言必称“爱国诗人”，其实是把他的格局说小了。陆游的大气象岂止“爱国”，那是一种时时以天下苍生为己念的悲悯情怀，用他自己的诗句可以概括为“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另一方面，从《剑南诗稿》中可以发现，陆游还是一个真正懂得生活、充满高雅情趣的人，凡一草一木、一虫一鱼，无不剪裁入诗，并于平淡中见功力。
陆游66岁退居家乡山阴（今浙江绍兴）后的二十年，“身杂老农间”“扶衰业耕桑”，过着类似陶渊明式的田园生活。他早年在官场上总是不得志，晚年寄情于闲适的耕种、赏花、饮酒、读书，却始终难以摆脱一个“忧”字，既忧国，亦忧民。其实陆游是不甘心仅仅做一个文质彬彬的诗人的，他甚至连做梦也想横刀立马、恢复中原。身在蜀中的他，心灵深处一直在焦灼地挣扎，乃至吟出了“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这样的千古佳句。
白石词的“黍离之悲”
读《姜白石词编年笺校》，深感姜夔有性情，有境界，正所谓“器大者声必闳，志高者意必远”。词学泰斗唐圭璋先生认为，“白石原亦脱胎稼轩”，我觉得与辛弃疾（稼轩）词的雄健驰骤不同，姜夔（白石）词幽邃绵丽，自成一体。记游、送别、怀归、丧乱、感遇、咏物无不入词，可谓气象万千。
即以脍炙人口的《扬州慢·淮左名都》而言，作者自云，千岩老人谓此词“有黍离之悲”，我以为这种“悲”主要体现在“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几句。黄昏时候，姜夔漫步扬州城，忽闻城中响起清越的号角声，顿感饱受“胡马”蹂躏后的扬州古城人烟稀少，格外荒凉。但词的下阕笔锋一转，“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又道出了扬州城即使在萧条荒凉之极中仍不失那种醉人的凄美，真的是笔力千钧，读来令人哀彻肺腑！再看结句“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感叹美艳的芍药花虽暂时无人来赏，却依然年年傲放，意谓扬州的再度繁华当指日可待……每读至此，会完全被白石词跌宕的情感、高远的意境所折服。
我思故我在
我读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著作时，会有一种特别的感动，因为从许多论述中深切感受到让我心仪的生存发展状态。记得读高中时我的数学成绩不太理想，但其中解析几何这一块却是个例外，考试常常是满分。我坚信那是由于很早就醉心于解析几何的发明者笛卡尔那迷人的哲学魅力，而哲学与数学是相通的。我从笛卡尔的名著《谈谈方法》中得到一个最重要的启示：世间逻辑推理，大多体现为起点的直观性，过程的演绎性，结果的绝对性。笛卡尔时代，宗教和经院哲学已渐趋式微，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的热情倾心向往全新的科学研究方法。贯穿《谈谈方法》一书的主线，就是探讨如何撇开枯燥乏味的神学束缚，独立自主地发现科学真理，“要把有生之年全部用来努力获得某些自然知识”。
笛卡尔在《谈谈方法》中为了阐明几何学的某些逻辑推理类似于血液的机械运动，特别提到新科学的典范——血液循环论，这在当时是英国医生哈维的新近发现。笛卡尔以形象的类比，说明了血管和心脏的解剖结构使血液像水泵压水一样循环不止，完全符合机械原理，恰如几何学在一系列公理、定理的推动下因层层相扣而获得无可置疑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