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江

引起南通方面股东不满的，除了“大生”轮擅自改变线路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双方矛盾的解决，以南通股东接受朱葆三的建议，以七折购买沪股而告终。

大生纱厂筹办时期，需要从上海运送大量的机器和物料到南通，依靠的是水路运输。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看，官机是通过两江总督刘坤一所派的兵轮经长江运到天生港，再由小轮驳运到唐家闸。1897年12月1日的《申报》第5版，刊登《通州大生纱厂告白》，其中有：“机器由南洋派威靖兵轮船装运通州，业于本月十八日开运。”其他物件，则通过大生纱厂雇佣的民船运载。

1899年5月23日，大生纱厂开工纺纱。不久张謇请示刘坤一，大生纱厂准备租用专船。张謇告诉刘坤一，大生纱厂的官机由于锈蚀严重，根据英国工程师汤姆斯的意见，需要添置和更换的部件，价值至少七八万元。由于大生纱厂初创，资金局促，不能一下子全部添购，只能分批从上海购进。而每一单购货，从订单寄出到收到物件，耗时都在十天半个月。原因在于雇佣的民船装货三天，等候涨潮开行有时等待二三天甚至五六天，等候海关查验七八天，辗转迟延，拖了大生纱厂的后腿。

张謇的解决方案是大生纱厂自备一条小轮船。大生纱厂租用宁波帮商人朱葆三的“济安”小轮船，改名为“大生”。“大生”轮从上海经内河往苏州，从常熟的浒浦过长江。由于租金昂贵，所以张謇希望能够参照开平矿务局运煤船搭客的惯例，让“大生”轮在运送物料时，经过浒浦的时候顺道搭载来往的客商，用水脚来贴补租金。张謇承诺“大生”轮接受厘局的查验，不夹带物料之外的私货，也不在南通的芦泾港逗留搭客，以免与招商局、太古洋行和怡和洋行这三家在芦泾港上下客的轮船发生纠葛。刘坤一认为大生纱厂“系官商合办，事关便商利运，应照准行”。

1900年农历五月，大生纱厂交给朱葆三股银5000元，按照约定，朱葆三应该在六月上旬将船开到上海修理，七月上旬开行通州、常熟、海门等地。之后不知何故，朱葆三在宁波将轮船转售，导致“济安”股东的不满，引发诉讼。张謇又通过刘坤一转饬宁波道台，才了结案件。迟至1901年的农历四月，轮船抵沪。由于停久失修，船身受伤，再加船上物件缺失，导致修补费用增加，股本加大2000元。南通方面续入股银7000元，朱葆三方面作为沪股共2万元，通沪合计股本3.2万元。

1901年农历五月，“大生”轮开始行驶。大生档案里保存着当月张蕴卿、施星舫承揽“大生”轮在浒浦搭客的业务合同。按照合同，张蕴卿、施星舫负责筹资建造洋棚、购置划船，对于上下船的客商妥为照料。不久“大生”轮不再走浒浦和通州，专门航行于上海和海门之间。此举招致一些股东的不满，认为与原先的约定不符。他们认为，通沪之间一天之内来不及行驶这个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招商局、太古洋行、怡和洋行、信安公司的轮船不就是这样走的吗？再说走浒浦的时候，“大生”轮的搭客也不少，如果按照约定来，即使亏本股东也没什么意见。

引起南通方面股东不满的，除了“大生”轮擅自改变线路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大生”轮在上海修理时，“未经公议，又未公估，用费三千数百金之多，与原约之数增出，恐有不符”。原来约定的两千元修船费用，最后结果是三千多元。南通股东认为，船从购定到抵沪，延迟了一年时间，其间增加的修理费应该由朱葆三承担。另外，按照原议，船到上海之前的二百元燃料、3个月人工费用，不应该由公司负责。而最大的问题在于，朱葆三提供的“大生”轮1901年农历五月到年底的账簿，南通股东认为“未有总结，眉目不清，照帐代核不符三百余金”。

双方矛盾的解决，以南通股东接受朱葆三的建议，以七折购买沪股而告终。从1902年8月4日（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一）开始，“大生”轮由南通股东专办。因此，1913年5月出版的《通州兴办实业章程》收录的大生轮船公司的账略，1902年8月4日前是单独列出的，第一届账略涉及时间为“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一至十二月底”，第二届为“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初六开班至十二月底”，最后收录的是第八届“宣统元年正月至十二月底”。另据1921年南通大生第一纺织公司第二十三届账略，收到大生轮船股息“规银一千二百二十一两三钱六分”，说明至少在1921年大生轮船公司还是一个独立核算的企业。

（作者单位：南通市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