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剑波

多年前，当我还是个翩翩少年时，我是多么渴望艳遇——在路上，在商场，在车站的进口或出口，在电影院，在街道拐角处，或是在一辆大巴。我不知道那辆大巴会把我带到哪里，但我希望它把我带向一个女孩，而她本身就是我的目的地。我们也许不会说话，也许不会同坐一个座位，但只要她在大巴上，那么大巴装满的就不再是旅客，而是柔情蜜意，是我青春期诗意的遐想，包括激情和荷尔蒙。的确是这样，处于青春期的少年往往会被包裹着荷尔蒙的情欲所欺骗，认为那就是美好的爱情。后来，我在图书馆遇到一个打动我的女孩。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她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个女孩，我暂时还不知道她的芳名，姑且用‘B’来命名她吧。”无独有偶，多年后，我在阅读海子诗歌时发现，这位天才诗人也用“B”来称呼他的初恋女友。这个发现令我怦然心动：我的“B”与海子的“B”仿佛是互为倒影，是生命之树上的两根枝丫。枝丫“在静静的情义中生长/没有一点声响/你一直走到我心上”——《给你》。《给你》是海子的一首爱情诗歌，写于1986年8月，不久，1986年9月10日，海子又写了《给B的生日》。在这段时间里，海子正处于和B的恋爱中，不断给B写诗说明了海子对B爱到了深处，而B呢？海子在《给你》中写道，“我相信有人正慢慢地艰难地爱上我/别的人不会，除非是你/我俩一见钟情”，我们无法断定B对海子是不是有深爱，但至少在表面上不至于太冷漠，不然不会让海子“我相信我俩一见钟情”。而且，在《给B的生日》中，海子写道“碰碰鼻子和嘴——那友爱的地方/那秋风吹凉的地方/那片我曾经吻过的地方”，说明海子和B有了比较亲密的接触。但无论怎样，B终究离开了海子，让海子更加孤独，这也加剧了海子生命的悲剧走向。

但我并没有给我的“B”写诗，虽然后来我们通了很长时间的信，那些信最终被我焚毁了，埋在一棵香樟树下。正如海子在诗中所写的那样，我俩一见钟情，否则我们就不会有后来的约会，不会一起去电影院看《三十九级台阶》，她也不会在夜校下课后让我送她回家。送她回家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我们走到灯火通明的解放路的尽头，接着是一段隐秘的小路，两旁树影婆娑，寂静无人，这是绝妙的“碰碰鼻子和嘴”的机会，那“友爱的地方”就是让我们在这儿“践踏”的，但是最后什么也没有发生，这段隐秘的小路没有成为“我曾经吻过的地方”。我和“B”从未有过亲密的接触，但无论怎样，我的“B”一直没有离开我，直到现在。我一直想知道，是不是“亲密接触”才会导致最终“离开”？两者有因果关系吗？我们最初是在图书馆认识的，后来把见面的地点移到了体育场。体育场在县城仿佛是一座地标，几乎所有爱好运动的人都会奔赴那儿。我们主要是沿着跑道散步，我占一个跑道，她占一个跑道，平行着往前走，从未有过交集。跑道有着深刻的象征性，后来我们的交往就是这样，平行，平行，平行，永远不会相交。这个体育场永远存在于我们生命中。她打动我，首先是她的柔弱，柔和弱，它符合我对女人的审美观：柔弱的女人才是美的。柔，温柔，柔情似水。弱，羸弱，需要你呵护她，而呵护本身就充满美感。她穿着领口开得很低的秋衣，侧身坐着，左手托着微倾的脑袋，纤纤小指贴在唇边俏皮地弯曲着。一副粗眼发网兜住半泻在颈背的浓密黑发，眼睛垂向一本摊在桌子上的书。重点还不在这儿，重点在她的身体构成的一幅象征性图景：她一半处于明亮的光线中，一半隐在晦暗的阴影里。我当时的感觉是，女孩一半置身于当下，另一半却陷在过去。她被无奈地卡在中间了。我顷刻间想到了卡夫卡的小说。我们命定会在这儿（图书馆）相遇。原因很简单：我与她都喜欢阅读，我与她都热爱文学，所以我们命定会在图书馆相遇，当然也会在书店碰到，但命运把我们相遇的地点安排在了前者。所谓“命定”，就是说，我们不是在星期一碰到，就是在星期三碰到；我们不是在这个月碰到，就是在下个月碰到。当你被命运瞄上时，你就在劫难逃。女孩并没有发现我，她的注意力完全被摊在面前的杂志吸引了。那是一本刚出版的《小说选刊》，几年后，这个女孩的一篇小说被这个刊物转载了。我记得，那期刊物的头条是残雪的作品。时隔多年，她发给我一张照片。她头发花白了，她坐在书桌前看一本书。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个女孩始终坐在那儿阅读。不同的是场景改变了：由图书馆改换成了她的孤独的卧室。照片的边缘是一扇关着的门，它也有象征性——世间的门对她关上了。她只剩下了她，剩下了她和她自己，还有，剩下了时间。还有无尽的思念和怀念。

在图书馆相识后的某一天，她邀我去她家听歌。她的闺房简直是一座小型图书馆，四周堆满了小山般的书籍，女孩每天都像冬眠的动物，蛰伏在幽深的书谷里，听大师们喃喃不休。她刚买了一台燕舞牌收录机，她是否是受了一则广告的蛊惑才买的？那时，一个叫苗海忠的摩登青年整天抱着吉他在电视里迷乱地唱着“燕舞，燕舞，一曲歌来一片情”。当年燕舞集团花了400多万在央视做了三年广告，在娱乐节目匮乏的年代，效果出奇地惊人。而苗海忠也因为这则广告成了超级巨星，被人们亲切称为“燕舞小子”。她坐在她的木板床上，我则坐在一张小竹椅上，新买的燕舞牌收录机搁于床头柜。我们听的歌是程琳的《风雨兼程》。听到从音箱飘出的最初音符，阿囡微笑起来，露出山口百惠式的虎牙。后来我想，那首歌是不是也有象征性呢？她让我来听这歌，是不是有她的暗示呢？你看，我们都相处了半年，却还在原地踏步，我们要风雨兼程，要主动出击啊。事实上，也没有在原地踏步，也风雨兼程过，也主动出击过。1985年6月的一天，我收到一封她寄来的信。我很喜欢她的字迹，她是临过帖的，下过苦功，还拜过师父。她的字有苏东坡和黄庭坚的影子，但更有自己的风骨：看上去风轻云淡，却绵里藏刀，一笔一画都是用凿子凿出来的。她在信中说，“想想还是打道回府了。但我还是感受到了你温暖的气息，我还闻到了苴镇清新的空气，以及夹杂在其中的海鲜味。原谅我的怯懦啊。”这封信让我很懊恼。她乘公共汽车来到苴镇，却没有勇气到学校找我。她在街上的面馆吃了一碗素面，然后四处溜达了一圈，回到客栈歇息，翌日一早乘头班车返回。我一直以为，要是那天晚上她来见我，很可能事情会出现转机。同样，我去她那儿也只是聊读过的书，聊得最多的是麦克维尔，其次是《红楼梦》。她少女时代喜欢林黛玉，而人到中年时则喜欢薛宝钗。可能这也是她人生的写照。我们连手都没握过。在有月光的晚上散步时，她说，要么我们辜负了月亮，要么月亮辜负了我们。现在我们还在平行的跑道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走着。我们没有喜剧，也没有悲剧。我们只有“正剧”。也许“正剧”才是最好的。

在有月光的晚上散步时，她说，要么我们辜负了月亮，要么月亮辜负了我们。现在我们还在平行的跑道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