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剑波

我不知道热衷于回忆是一个进入衰迈之年人的生理性反应，还是心理性反应。“回忆”也可以被说成“回眸”“眺望”“回溯”等等。回忆可以让一个有穷途末路之感的老年人获得某种安慰，使绝望得到一定程度的稀释，原因很简单：回忆就是回到来路，然后再从来路出发，回到现在，等于再活一遍。这其实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因为回忆不是一条直线，不是一条道走到黑，它总是不断叠加，衍生，从一个回忆生发出另一个回忆，而另一个回忆又被接着繁衍出来的回忆吞噬，就像越来越乱的线团，而找到线头需要大量的时间，但事实上，很难找到线头，简直成了一笔糊涂账。正因为回忆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当然，很多时候，它称不上过程，因为很多老人就是在回忆中死去的——所以，对老年人来说，回忆是暮年必不可少的，构成了老年人剩余的人生。很多情况下，回忆并不是平白无故展开的，它需要借助某种媒介——不自觉地。通常，这个媒介会诱发你的回忆。对老年人而言，这样的媒介太多了，堆砌在他身边，俯拾皆是。比如，味道——闻到被子上太阳的香味，便会想起小时候和母亲一起晒被子的场景；闻到许久未曾闻到的家乡菜的味道，便想到了儿时与父母一起吃饭的情景；闻到某种香水的味道，忽然想起曾经的恋人也经常使用这款香水。《追忆似水年化》中有一段说，主人公把蛋糕浸泡在红茶里，然后一口气吃下，被茶水浸泡过的糕点散发出来的气味，让他清楚地回忆起儿时住过的家，以及家附近的小路和小镇的样子。

而对我来说，简直不能闻麦秸的味道，它会像一根坚韧的绳子，瞬间将我拉回到“仓库场”上。在我的“童年辞典”里，“仓库场”有着特别含义。

我曾经说过，小镇东头有一条像从《诗经》流出来的河流。这条河流的存在使得“市镇”和“乡下”泾渭分明。直到现在我也搞不清，为什么那时的人们将巴掌大的小镇称为“市镇”。这条河对岸的广大区域就是“乡下”，那时叫北坎（公社）三大队，它贴着河岸由北往南徐徐展开，著名的“东海部队”就包含其内。这条河流上有多座水泥桥，将“乡下”与“市镇”紧密相连。穿过离“市镇”最近的那座水泥桥——我家南边200米处，剃头匠陆炳龙家门口——朝东几百米，就会抵达我的“仓库场”。我之所以要强调“我的”，是因为我经常光顾那儿，我将那里视为我的私人领地。“仓库场”当然有一个广场，除此以外，还有几间砖屋和一个很高的旗杆。每当上工时，就会有人把旗子升起来，到了下工时间，旗子就会降下。严格地说，“仓库场”其实就是生产队的队部，那几间砖屋是开会学习用的。

几乎所有的生产队都有那样一座“仓库场”，我现在已经忘了，我的“仓库场”究竟属于八小队还是十小队，当然，追究这个并不重要。我们这些孩子被禁止进那几间用于开会学习的砖屋，但谁能想到若干年后，我和我的同学却被邀请了进去。那时我已经是高一学生，担负着全民扫盲的重任。我们的学生大多是身材丰满的哺乳期妇女，她们一边识字，一边毫无顾忌地敞着怀给孩子喂奶。我就是在那时头一次闻到迷人的奶香味，也是头一次看到让我心摇神荡的乳房。我搞不懂，那些母亲给孩子喂奶，为什么毫无遮掩。后来我家邻居王奶奶道出了真相。王奶奶说，女人做姑娘时，乳房是金奶子，结了婚就变成了银奶子，生了孩子就成了猪奶子了。

还是来说说我的“仓库场”。“仓库场”上的广场平时堆满了金黄的麦秸垛，而随着季节的转换、时间的流逝，金黄色会变为灰褐色，但是那种芬芳的麦香却不会变味。现在回想，“奶香”和“麦香”似乎成了我童年最珍贵的“底色”。我们这些孩子谁也没料到这些麦秸垛后来竟成了我们的乐园，我们的“避风港”，我们的“诺亚方舟”。这要归功于一只表面布满白霜的西瓜。那是一只偷来的西瓜，我们偷这只诱人的西瓜时被瓜农追得落荒而逃。瓜农在后面穷追不舍，看来不讨回自己的西瓜决不罢休。尽管情况危急，我们还是舍不得扔掉西瓜。但毕竟西瓜是个累赘，抱着它影响了我们奔跑的速度。后来我们跑到“仓库场”上来了，抱着西瓜的孩子急中生智，在一座麦秸垛上挖了个洞，把西瓜塞了进去，外面再盖上麦秸，看上去天衣无缝。藏好了西瓜我们都松了口气，撒着脚丫钻进了青纱帐。到了晚上，我们在“仓库场”碰头，从麦秸垛中找到了西瓜，分而食之。我们是用拳头来瓜分我们的战利品的。我们的拳头虽然很小，却对西瓜充满了激情，一拳下去，结实的西瓜顷刻四分五裂，瓜汁四溅。麦秸垛既然能藏西瓜，当然也能藏人，这是我们朴素的推理。于是，我们开始从麦秸垛上掏出更大的洞，然后钻进去。这简直就是一个美妙的宫殿，松软，温暖，馨香，要是将洞口盖住，没人会发现你，绝对安全。

就这样，麦秸垛来到了我们的童年，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成了我们童年的容器。在接下来的漫长时光里，我们频频光顾“仓库场”，把麦秸垛当成亲切的家。那时我们都觉得读书是一件枯燥得无法忍受的事，所以我们经常逃学。早上，我们背着书包从家里出发，但半路上我们都拐到“仓库场”上去了。那时，我们听到旗子在旗杆上猎猎飘动，人们都在田里干活，“仓库场”上空无一人。我们按早就划分好的领地，钻进各自的麦秸垛，当然，我们会将洞口掩盖好。我们枕着书包，吃从家里带来的馒头干或红薯干，然后闻着醉人的麦香，美美补上一觉。有时，我们其实像喝醉酒的人那样被麦秸的香味醉倒了。为什么我们的逃学屡屡得逞？原因很简单：学校以为我们在家里，而家里则以为我们在学校里，所以我们永远处于一个安全地带。如果要我找出童年的幸福，我肯定会说逃学。逃学让我们还原了孩子的本性，在辽阔的天地间找到了快乐，避免了在很小的时候就异化了自己。此后，一有委屈我就跑到“仓库场”，钻进麦秸垛躲起来。我的委屈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粗暴的父亲，一个是蛮横的班主任。现在回想起来，麦秸垛是一个多好的藏身之处啊，我们又是多么庆幸。躲藏能让我平复自己，就像被剁成两半的蚯蚓，在地上扭动一阵后，又接上了，复原成了一个整体。而麦秸垛就是供我扭动的地方。让我悲哀的是，我儿子这一代却没有麦秸垛——以后的孩子永远不会有麦秸垛了。他们早上被家长送到学校，在学校又时刻处于被监控之中，直到下午被家长接回。当他们做家庭作业时，也会一直处于家长的视线之中，直到上床睡觉，家长才会暂时离开他们。他们所受到的委屈远远超过了我们，仅仅沉重的书包就让他们委屈得直不起腰来。但他们根本无处躲藏，无处可逃，被一张严密的网罩住了，无法动弹，眼睁睁看着自己从很小的时候就像卡尔维诺小说中分成两半的子爵。他们再怎么扭动，也无法把自己接起来，但他们除了扭动还能怎样？他们的一生都在痛苦地扭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