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松延

第一次遇到除夕不放假，但老父亲还是早就发来微信：“三十夜子上午早点到家长对啊。”一句话，将我的记忆带回到过去的时光。

长，音掌，敬辞。南通人的常用词有长香、长烛、长灯、长对等，即点燃香烛、灯具及张贴春联年画之意。“有钱没钱，买画儿过年”。回想童年时代，人们的日子过得都不宽裕，但每到腊月时节，家家户户总要买几张年画贴上，给新年增添喜气。买年画、贴年画、赏年画成了我儿时的一大乐趣。

糕馒蒸好，被褥洗完，檐尘掸过，童年期盼的新年脚步也就越来越近了。简单置办的年货里除了吃的、穿的，孩童最关心的莫过于买画儿过年了。

记得当年的农村，只有供销社才卖年画。跟着大人，踏过长长的石条台阶，进门就能望见已经编号的年画样品，悬挂成排，供人挑选。那时的年画，虽构图简单但主题突出，如《五谷丰登》中，俩农民头扎毛巾、簇拥着一大筐黄灿灿的稻谷和麦穗，笑逐颜开；《生命不息，冲锋不止》里，珍宝岛之战的英雄于庆阳手持钢枪、头裹纱布，一人冲锋在前；还有历史气息和政治意味浓厚的《毛主席去安源》《一定要解放台湾》等。至于《红色娘子军》《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样板戏剧照，更是年画的主题……

挤在人群里的我，踮起脚跟，仰着颈项，一张张扫描过去，因为“预算”实在紧张，选了这幅，舍不得那幅，让恨不得买下所有年画的我最后只能忍痛割爱。在那一片灰暗的岁月里，低矮、破旧的草房有了色彩鲜艳的年画映衬，立马就变得满屋生辉，年的味道也被渲染得醇厚香甜。

上中学后，父母开始让我独自去买画。菜市场旁边和老街小商店门外的年画摊也一年比一年多。为了能多买几张自己喜爱的年画，我很早就开始积攒“资金”：夏天刮癞蛤蟆浆、捡蝉蜕卖到药店；秋天扛着芦穄到菜市场、背着栗树果到供销社；如果还不放心，到了买画儿那天，就找出破布、牙膏壳卖到废品收购站，再兴冲冲飞奔到年画摊。

等到大年三十上午（按照风俗，要在中午祭祖之前贴好对联、年画），父亲就领着我喜气洋洋地长对贴画了。乡下贴年画有很多讲究：裁年画不作兴动刀动剪，用的黑线称之为青棉线（音）；贴年画用的糨糊喊作“粘（音年）头”；而对联、年画的白边叫“长（音掌）头”；至于用来登高长对的梯子，则惯以“步步高”之名取代……总之，一切都要赋予吉祥、美好的寓意。年画多由父亲张贴，我配合着递这送那，并站在不同位置指挥校正。因为失误，有一次待贴好后才发现稍有歪斜，就在我要自责的时候，父亲一句“好！仄（南通方言，音同辄，意倾斜）是发财！”一下子化解了我的尴尬。

多少年后，贴年画的换成了我，指挥校正的换成了父亲。唯一不变的是，当年画没有贴正时，父亲还是那句：“好！仄是发财！”

随着时代的进步，年画的内容也在不断地变化。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以风景、花卉、香车、美女、明星为题材的各色年画大量出现，深受年轻人的喜爱。记得有一年，祖父早早请回了一套门神，我打开一看，全是花花绿绿的大色块：有体态臃肿的《大加官》、面目狰狞的《秦叔宝尉迟恭》、头大身短的《麒麟送子》……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古板、粗糙，怎么也喜欢不起来。老人似乎看出了我的想法，便告诉说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是本地艺人手工制作的，吉利又灵验。我半信半疑，不好意思再说什么。等到第二年，我提早购买了印刷的年画，祖父也没吱声，家中从此就远离了那些老门神。

如果要说年画的内容变化，最明显的要数中堂画了。记忆中的那个“革命”年代，领袖像（标准像或招手像）曾走进千家万户，一直占据着堂屋墙壁的正中位置；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农户的堂屋又逐渐被以寿星、观音、财神或福禄寿为主题的中堂画所替代；如今，走进一幢幢农家洋楼，中堂的位置基本上都换上了国画原作，或富贵牡丹，或山水风光，有的还出自名家之手，再配上精美的原木画框，除了体现主人的品位与修养，更彰显出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之丰富与精神世界之充盈。

岁月不居，光阴荏苒。时间在一年年买年画、贴年画、赏年画的期盼与喜庆气氛中流过，不知不觉间，我也成了自己童年时代眼中看似遥远的“年过半百的老人”。如今，每到春节前夕，每当在大街小巷见到年画店铺，就会立刻涌起儿时贴年画、瞟过年时的那份激动、充满期盼的心情。

年画，永远是年的标志，是我割舍不断的情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