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健全

考古虽“小众”，但因神秘，给人意趣与怀想。我曾一集不落央视的《考古公开课》，并且探访过三星堆、良渚古城、殷墟等遗址。岁末，恰遇中华书局出版的一本《从考古看中国》，便饶有兴致地读了起来。

《从考古看中国》是一部总结百年考古成就的普及读本。全书汇集大家之言，图文并茂地介绍了三星堆、金沙遗址、良渚古城、海昏侯墓等考古热点，以及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睡虎地汉简、敦煌汉简等出土文献，全面反映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源远流长的理念和光辉灿烂的成就，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一篇篇科普论文读起来，如同又上了一堂公开课——考古学的意义在于为古代社会进行补白与深描，需要运用普遍联系的辩证法，既看树木，又见森林。譬如，三星堆的奇珍异物——金光闪耀的纯金权杖、戴着纯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举世罕见的青铜大神树等，固然彰显了早期巴蜀地区的特质，但从不断发现的陶、玉、尊、罍，或是新发现的人像高冠，都可见到中原文化的明显影响，有的就直接仿制于中原文化。如三星堆出土的陶高柄豆、陶盉，其形制渊源于二里头文化，三星堆青铜人头像双耳所饰云纹，青铜神人大面像鼻、额之间上伸的夔龙纹饰，青铜神树上的夔龙等，都是中原青铜器常见的纹饰，而为三星堆文化所采借。又如，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尊、罍和玉戈等，也完全仿制于中原或长江中游文化。三星堆出土的龙虎尊，与长江下游安徽阜南出土的龙虎尊相似。还有各式青铜龙的形象，尽管与红山文化、中原的玉龙和青铜龙有所不同，但龙的观念、造型等无疑来源于中原和长江流域文化。这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特点，反映出飞龙入蜀，证明古蜀也是“龙的传人”。所以，文物会说话——三星堆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实证。反之，倘若对三星堆的认识只聚焦于其异质性，而忽视当时与各地的技术、文化及资源的互动整合关系，就会失去中华文明史的整体格局的宏大认知。

一个个现场解构读过来，势必重新钩沉历史。这在于，考古延伸历史，增强历史信度，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曾在殷墟惊诧于无数海贝的我，读到《考古所见商王朝的“海洋资源”开发》，才恍然大悟——考古端的是“以物论史，透物见人”。原来，东部沿海的考古发现，不但印证了甲骨文卜辞中对于商王朝在滨海地区的分封和地方管控、田猎巡守，核心目的是盐业资源的控制，更重要的，是揭示了为什么在商王朝国力渐衰，在全国其他方向全面战略收缩的态势下，仍然坚持对东方的征伐和控制。那是因为海洋产品维护着商王朝政治统治，故而以食盐资源为核心，大规模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和贸易，势在必然。由此可信，商王朝的疆域已达东部沿海，正如《诗经·商颂》说商王武丁“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以及《淮南子》所云“殷之地，左东海”。还有，《海昏侯墓园考古与西汉史新知》揭秘文物的异域信息。出土的大角羊银当卢，“是斯基泰风格、鄂尔多斯式铜器在汉代的延续”。5号墓240件玉器中，约70%为和田玉。墓中所出玛瑙，可能来自更遥远的丝绸之路路段。作为编钟架构件的鎏金青铜钩，取骆驼造型，等等。凡此诸多现象，可以充实我们对于丝绸之路史的认识。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从考古看中国，文化自豪、自信油然而生。高坛贵冢、琮璜璧钺、万邦林立、撞击熔合，惊世的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别的不说，从湖南道县玉蟾岩、河北磁山—裴李岗文化遗存等，我们发现早在距今一万年左右，中国就发展出世界上最早的稻作和粟作农业，8000多年前后，以长江、黄河流域为主体的“南稻北粟”两大农业体系基本形成。由于农业社会对大自然的特别敬畏，中国人对天地自然始终抱有敬畏之心，中国始终秉持整体思维、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周易》《道德经》所代表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适时而为的世界观，阴阳互补、对立统一、变动不居的辩证思维，渗透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中，引领了中国文明的发展方向。而超大规模的农业生产，需要大范围长时间的稳定，也就逐渐形成了追求秩序、稳定执中、有容乃大、和谐共存的文化基因。而中国农业的发展史，就是中华民族勤劳坚毅、自强不息的奋斗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与“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成为中华文化的精髓。

龙年已至，龙受嘉福。从书中的《龙图腾：考古学视野下中华龙的起源、认同与传承》，深入了解中华龙从孕育到滥觞的嬗变与演进，备感中华龙之于中华民族的强大感召力与向心力。

金色的阳光洒在古铜色的书封上，熠熠生辉。从考古看中国，让我们回溯中华文明的密码，感动于中华文明的宏大进程，更给予我们前进的无限力量。那是因为，“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