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农

在微信朋友圈看到齐邦媛先生去世的消息，第一时间便是从书橱里取出她的自传《巨流河》。在我看来，纪念一位逝去的作家，最好的方式就是重读她（或他）的书。

《巨流河》简体字版首度面市之际，我正好在北京开会，于美术馆东街的三联韬奋书店见到，翻了一下，许多内容颇感兴趣，便买了一册。一位出版社的朋友随即告诉我，这本书颇受欢迎，业内的评价和读者的反应都很好。他还提醒说，书中关于朱光潜的描写很有意思。我回来后细读一遍，发现此书岂止是有意思，令人感动不已的情节不胜枚举。

这本书当年果然十分畅销，第二年同时获得第二届在场主义散文大奖和第九届华语文学传媒年度散文家奖。我也应景发表一篇小文，谈自己初读此书的一点心得。虽有转载，但那只是一隅之见，不足挂齿。

此后，我还见到繁体字版的电子文本，又对照着简体字版通读一遍。至于后来出版的纪念文集《回澜：相逢巨流河》，至今没有找来一读。因为我私下觉得，精读《巨流河》原书就足够了，相关评论、访谈、来函之类，不大可能提供什么重要的信息。

这次重读《巨流河》，心情自然与前两次不同，关注点也明显有别。当初和大多数读者一样，我关心的是作者的个人经历和历史记忆，以及她别样的视角。今天，作者已与世长辞，可以盖棺定论。历经百年沧桑，她最终给后人留下了什么，或许是更值得缅怀的。

我手头的仍然是十几年前买的那部简体字本，一页一页地翻阅，仿佛电影回放一般。一幕幕情景，既熟悉又新鲜，充满了励志的旋律。出身名门，却生逢乱世；为时代的洪流所裹挟，却能认定目标、坚持信念、专心做自己的事。齐邦媛的一生，可谓无愧、无悔。

作为一名知识女性，齐邦媛力所能及的，无非就是读书、教书、编书、译书、写书。这些，在《巨流河》中都有或详或略的记叙。作者求学时的逸事和从教时桃李芬芳，已广为人知。她写的书不多，除《巨流河》外，只有两本文学评论集《千年之泪》《雾渐渐散的时候》、一本散文日记合集《一生中的一天》，都没有引进简体字版，无缘一读。她编译的书不计其数，可更加难以寻觅。所以，此回重读《巨流河》，我特别留意这方面的线索。

齐邦媛的编译生涯是从她入职编译馆开始的。一九七二年，她辞去大学外文系教职，出任编译馆人文社会组主任兼教科书组主任。她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拟定一项英译计划，向世界文坛推荐台湾文学。她邀请余光中、李达三等著名作家和学者合作，共同编译了三卷本的《中国现代文学选集》，由美国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好评如潮。有书评写道：“译文是流畅的好英文。所选的作者都在台湾，或许有人认为这是局限一地的缺点，但这些作者并没有受到当局压力而写作宣传文章，这是他们的长处。”这套选集分新诗、短篇小说、散文三卷，同时出版过中文版。我曾在一家二手书店见过其中的新诗卷，选目非常严谨。一些诗作至今传诵，堪称经典。

面向海外的文学传播十分成功，岛内中学国文教科书的编订却障碍重重。鉴于民众对旧版教科书的不满，齐邦媛暗下决心，“为民族文化的前途，为陶冶年轻世代的性灵”，新版教科书一定要是“真正的国文教科书”。于是，她立刻卷入了舆论的漩涡，各种指责扑面而来。有些指责今天看都是笑话，譬如杨唤的新诗《夜》中说月亮升起来像一枚银币，简直离谱啊，怎么能教小孩看到月亮就想到钱；《西游记》哪一段不好选，为何偏要选猴子偷桃子；沈复的《儿时记趣》有什么教育价值？更有甚者，是《桃花扇》里的那段曲文：“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这分明就是在讽刺国民党。编者解释说，这是清代的戏剧，不是我的作品。攻击者则反问道，剧本那么多，你为什么偏要选这一课？要知道这一指证如果被听信，编者是要去住“保安大饭店”的。看齐邦媛的上下运作、左右应对，简直像看一部情节剧那样有趣。

新版教科书最终顺利通过了，几年后的“现代化丛书”又遭遇挫折。这套丛书属于社会科学方面，包括《当代社会问题》《开放与封闭的心理》等。齐邦媛希望将世界关于现代化的理论介绍到台湾，特地邀请著名学者撰序。序文中写到“现代化”是对旧社会的一种挑战。编译馆新任馆长认为，序文作者是“自由派”，把旧社会说得好像一文不值，拒绝采用。齐邦媛与之据理力争，未果。后来丛书出版，序文没有印出。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她“为了学术理念和尊严”而辞去编译馆的职务。

齐邦媛回到了教学岗位，从教之余，仍然积极参加或主持各种文学研讨会和文化交流活动，继续从事文学译介工作，并主编作品集、论文集，被白先勇称为“守护台湾文学的天使”。《巨流河》的出版，能够引起文坛如此强烈的共鸣，跟她在文学界的地位和贡献不无干系。

试想，任何一位经历丰富的百岁老人，都可能记录下动荡的年代以及触目惊心的社会现象。但只有齐邦媛这样具有理想信念和人格魅力、为文学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作家，才能让《巨流河》这样一部自传掀起读书界经久不息的“回澜”，以至于我们今天重读这本书，依旧心潮澎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