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新

说到“四类分子”，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会感觉有点陌生。“四类分子”是1940—1970年代，对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这四类人的统称。而被戴上“四类分子”帽子的，平时要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管制和监督改造；逢到政治运动，又会被拉出来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虽说有的“四类分子”接受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政治身份依然是一顶沉重的“帽子”，压得他们抬不起头来，其直系亲属在入团、入党、上学、参军、就业甚至婚姻上也会受到巨大影响。

1979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这些被戴了几十年“四类分子”帽子的人，终于重获新生。我所在的郊区东方红公社迅速组织工作班子，全面进行对“四类分子”的甄别摘帽。我有幸被公社政工组抽调到这个班子，参与了艰难的工作。

中央文件规定：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坏分子， 经过群众评审，经政府批准，一律摘除帽子，给予人民公社社员待遇，他们的子女本人成分也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也就是说，只要老老实实经过改造，改邪归正的“四类分子”，都应该实事求是予以摘帽。但多年来的思维方式根深蒂固，给“四类分子”摘帽还是有一些负面影响的，我们的工作就在这样的艰难环境下开始了。

摘帽，在先易后难中稳步推进。

在公社政工组的直接领导下，我们对全公社大约50多名“四类分子”进行了认真筛选。对那些经过改造，安分守己的地主、富农，先行进行摘帽调查。

新桥5队有一位沈姓地主，当初划定成分时，因为他家田地多，理所当然定为地主。在调查了解中，附近老百姓私下对我们说，沈某田多是事实，但都是他一点一滴苦出来的。比如很多老百姓在家休息时，沈某赤脚穿草鞋在自家田里忙乎。调查了解中也没有发现他有任意欺压老百姓的情况。我们郑重地将基本材料、群众评审以及我们的结论，一并报给了公社政工组。经上级部门核准，沈某最终领取了摘帽通知书，成为东方红公社最先摘掉“四类分子”帽子的自由人。

认识，在工作进程中不断提升。

监督 “四类分子”劳动了几十年，一下子要给他们摘帽，有些群众感到难以接受。包括参与此次摘帽工作人员的认识上也有差异。

东方红公社所辖的中心大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是土匪头目费炳生（解放初期被政府镇压）的老窝，匪患猖獗，被土匪头子逼迫着撑船、带路、跑腿的“跟班”也有不少，在评定成分时“四类分子”就比较多，全公社占了一半还多。在认真调查摸底中，我们对一些被土匪强逼着带路、撑船、跑腿的“跟班”，进行了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定，对他们进行摘帽，但其中有一个姓马的人的报批表送到公社政工组却被打了回票。政工组要求我们重新进行填写。有人认为，这个姓马的过去耀武扬威，经常背着个盒子枪欺压百姓，像这样的土匪，还给他摘帽子，是不是有点右倾了？那时候填表格，不可能打印、也不好复写，完全是用笔一笔一画写出来的。重新填写摘帽通知书，意味着要重新认定写原因、重新誊写做表格。我们将报批表重新写好送政工组一段时间后，又被要求按原来的认定填写。原来上级部门经过调查，没有同意公社政工组个别人的意见。最终，此人也被摘了帽。截至当年2月底，全公社所有“四类分子”全部摘帽，这些人民公社的新社员以及他们的子女感激涕零、欣喜万分。

潜能，在冲破精神桎梏后迸发。

东方红公社给“四类分子”摘帽，带来了巨大反响。摘帽后的“四类分子”如同迎来了人生第二春，劳动积极性得到了释放，对国家和集体也更为热爱。

育红小学陈老师的母亲原来被定为地主分子，他的父亲又在美国。工作中，他一直背有沉重的思想包袱。他的母亲一拿到摘帽通知书，陈老师便写信告诉在美国的父亲，最终促成了父亲及在美国的叔叔积极联络有关人士到中国投资。

城东大队胶木厂的单某，搞小发明有一套，头上戴有“坏分子”帽子时，他对发明创造连想都不敢想。摘帽后他完全成了另一个人，短期内就试制出一种新的机械装置。

联合5队生产队长邵某的父亲摘帽后，她如释重负、干劲倍增，不仅把生产队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还抢干累活重活。不少干部群众评价说：摘了一顶帽，拯救了一个人，团结教育了一大片，党的政策真是英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