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勇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生活如此丰富，作家应当是杂家。

《读者》是一本最符合杂志风格的书，除了世态百相、为人处世、婚恋家庭，还有精彩文选和社会杂谈。一句话，除了色情和暴力的内容，其他内容你想看什么，基本上都拥有；当然不是期期都包罗万象，而是这一期没有下一期有。

在我三十几岁如痴如醉追求文学的日子，大量阅读文学书籍，也读了不少包括《读者》在内的杂书。曾有若干文学前辈、评论家和好心人无数次明确警告我：不要看《读者》，《读者》不是文学。

随着写作日深，时间更迭，创作的自信和阅读的自信似有增加，我却越来越喜欢《读者》，喜欢就喜欢这份杂志的“杂”。

还有一份叫《三联生活周刊》的杂志，全年52期，开篇总是以图说事，正文从热点新闻、社会经济、消费理财、文化习俗，到考古发现、科技前端、国际时事透析，“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其先见和预判的准确度，已被无数事实证明。最近看到一则微信总结该刊过去的优秀，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2003年受非典影响，许多人对当时的经济发展形势抱悲观态度，认为中国经济可能走下坡路，进入低谷。但这份杂志却坚定地告诉它的读者：中国经济正处于大爆发的前夜。有很多人没有读到这份杂志，有很多读过且读到这篇文章的人不相信，但也有不少人相信了，抓住机遇，一举奠定其一生的辉煌产业。第二个是2007年全国经济一片大好的时候，这份杂志却提醒大家谨防“泡沫经济”，相信的人最终就躲过了2008年爆发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我则从这份杂志明白当下年轻人不婚、不育的深刻原因。我还从这份杂志上的文章获得启发，想到未来养老事业和对护眼周边产品的开发，是未来数十年的朝阳产业。这些对一个写作者的创作也许不能构成直接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却让一个写作者更加清楚地感知社会的真实情况。相当于借我一双慧眼，把这纷扰世界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谁规定从事文学的人就只能读文学书籍，就只能读经典名著呢？

提出从事文学只能读文学书籍的人，大体上基于两种原因，一种，是真不懂文学，以为养猪就得满脑子是猪，做厨师就得满脑子是油盐酱醋；第二种，是真不懂创作，一个优秀的作家，不能只看文学书籍，不能只懂文学，眼睛单单盯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胸中无丘壑、眼中无世界，所写的故事，不在屋檐底下就在办公室里，没有人间烟火、没有人情世故、没有人生旷野、没有峰峦叠嶂，更别奢谈什么思想深度、精神高度了。

鲁迅文学院的课堂不仅有文学，还有天文、地理、自然、音乐舞蹈等课程，更有国际关系、危机应对和军事等课程，除了能够开阔视野、增长见识，还能够加配一只感知世界、观察世界的“眼睛”，为全新的创作，提供了可能。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生活如此丰富，作家应当是杂家。读杂书，是成为杂家的重要途径。读书破万卷，万卷不该全是文学书籍。自己就是搞文学的，文学书籍的占比应少一点。通过读杂书，天文地理、格物致知，啥都懂点，写起来才会得心应手，信手拈来，一挥而就。懂一点木匠学问，你写的木匠更像木匠；懂一点做豆腐的学问，你的主人公在做豆腐的时候，就不会像在拓砖坯。你一辈子不会杀人，甚至杀鸡都没干过，可要是懂一点解剖知识，你就不会干巴巴地“一刀捅进去”，或者再文气一点“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而是能看见汗毛、真皮、血液、油脂还有声音等等。立体的、具有现场感的文字，才能将读者俘获，读者才能身不由己地把自己带入文字之中。

曹雪芹如果不是杂家，他不可能写出“百科全书式”的《红楼梦》；肖洛霍夫如果不是杂家，他《静静的顿河》里的葛利高里就不会那样丰富复杂，小说也不会成为史诗般的伟大作品。就是在文学史上声名并不显赫的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老残游记》，其作者刘鹗，在水利、金石研究，还有天文、音律、数学、哲学、医学等等上，都有所成就。除了写《老残游记》，他还写有《治河五说》《三省黄河全图》和《历代黄河变迁图考》，再加上算学著作《弧角三术》和《勾股天元草》等等，活脱脱就是一个水利专家。史载，刘鹗在治理黄河时，采用束水刷沙法，筑堤控制水势，再以水攻沙，直冲河底，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为了创作《平凡的世界》，路遥翻阅了十年的《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等各种报纸，并亲自到煤矿等地体验生活；莫言如果没有读过关于古代残酷刑罚的书，不可能写出让人不寒而栗的《檀香刑》；毕飞宇如果对盲人按摩行当不熟悉，也写不好《推拿》。

时下，不少非文科的作家在文坛上大放异彩，比如身份为工程师的刘慈欣、理工大学毕业的诗人黄梵、医科大学毕业的小说家冯唐等等。这跟他们所学专业相对于文学属于“杂学”、经常“跳出文学看文学”的杂，不无关系。

有一小说家，20多岁得人指点，学过《麻衣神相》，此后20多年，悉心比对书本知识与身边诸多人等的命运轨迹，到40多岁的时候，一桌子陌生人吃饭，他一眼扫过，便知道每个人的大体情状。别以为他学《麻衣神相》是为打卦算命，用他的话说：“我要是一眼扫过去，还不知道对面这人八九分情状，我还写什么小说啊？”从面部表情而直抵内心，并兼及人生经历和生存状态，难怪他的小说与众不同。相面大多归于玄虚，如果不装神弄鬼，单从阅读人的面貌，推断人物的内心还是颇有道理的。常言道相由心生，一个刻薄易怒的人，绝对不会像庙里的弥勒那样，整天笑脸盈盈。

汪曾祺先生曾说，他看的杂书比文学作品和评论多得多。他认为作家读杂书有许多好处，第一是很好的休息，看一本杂书比打扑克舒服得多；第二增长见识；第三是学习语言，以便于将来融入自己笔端；第四是可以悟出一些写小说和散文的道理。他老先生的小说，多少人穷其一生模仿学习，却没有一人超过。其原因之一，也许是杂书读得不及老先生多。

近年来读小说，常常发现一些专业作家的作品犯一些常识性错误。比如写一个政府机关的正式人员觉得记者很牛，想尽一切办法调到报社做了一名普通记者；一个女教师被某个领导宠幸之后不久即调入交通局任副局长。这两个常识性错误都非常初级，一方面说明这些专业作家跟社会脱节脱得太远；另一方面也多半是因为从来不读杂书的缘故，不了解目前体制下公务员与事业人员身份的互不兼容性，更不了解干部任用的基本环节。一个领导再荒唐再霸道，也不可能连一点障眼法都不用。

文学的魅力，常在文字之外。只有“杂”，方能见广博；拥有广博的知识，思维和文笔才会丰富；有了丰富广博的思维和文笔，眼前才会出现富饶而广袤无垠的原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