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凤兰

我竟然买盗版书了！

告诉我实情的不是书商，也不是文友，而是这本书的作者。

而且不是在书店，也不是在随意地交谈时发现的，而是我把书递给作者准备签名时暴露的。我涨红了脸，急切辩解：“咋可能是盗版书呢，不可能的……”被挤在人群中的大作家特地停下手中的笔，一把接过我手中的书：“你看，我的书面用的是皮肤纸，摸起来有种亲肤感，而你的书面却很光滑；还有，扉页正版书是浅黄色，而你这本却是纯白色。”我没想到，买本书竟然变成了“找不同”游戏，因为当时从淘宝上购买，人家书名前还特地打有“正版书籍”的字样，哪里想到有“李逵”与“李鬼”之分别。

我去南通市文艺之家参加《人民文学》杂志“人民问卷”活动，主讲人作家蔡崇达是我的偶像，他的《皮囊》我早就翻烂了，所以便想趁此机会请他签名。没想到，一个粉丝与偶像的见面会，最终竟然成了正版书与盗版书的鉴别指导。我尴尬得恨不得时间能倒退两分钟，好让这一切都不曾发生。其他文学爱好者们还在那儿加微信啥的，我赶紧扭身飞逃，还好我是个“小透明”，他也许永远不会认识我。

作为一位读书人，我从来都不是购买盗版书的惯犯，即便有时急切渴望一本绝版书，我宁可加钱复印，也不会主动去买盗版书。虽然也有理解买盗版书行为的作者，就像余华。一次新书发布会上，余华坦言：“我的书被盗版是应该的，因为穷人买不起正版，至少盗版书对他们没有伤害！”所以余华不会起诉盗版的书商与印刷厂，甚至还以包容的心态给予同情。但马伯庸却拒绝在盗版书上签名：“自己没有达到余华老师那样的境界，实在没有办法在盗版书上签名。”所以网上就有很多人翻出余华谈盗版书的语录来内涵其他作家：“我从来不和盗版抗争，没有意义，而且不能简单从知识产权角度来理解盗版，有一些贫困的消费群体，他们也想读书，那就去买几本便宜的盗版书，相对来说，盗版书没什么伤害……”

我也是作者，更是个阅读者。我写作的初衷就是为了赚稿费买书，买书简直成了生活中的执念。家里满满当当的书橱，当然书橱里也有满满当当的书。中国的，外国的；古典的，现代的；哲学的，文学的……因为工资要养家，所以买书的费用就必须另辟蹊径，诸如稿费。每每读到一本好书，我就有分享的欲望，于是写书评就成了我读书后衍生的工作。至于读书时触发的灵感，那更要抓住稍纵即逝的思绪，最终让它们成为有逻辑的文字集合体。于是，我稿费越来越多，书也源源不断地放入书橱中。按道理说，我不至于会买到盗版书，可事与愿违，这次就出大事啦，而且是在文联组织的活动上，我以作协会员的身份参加的。这样的尴尬，真像一句梗——用脚指头抠出三室一厅。

回来的途中，我跟几位写作者聊起这件事，他们都安慰我：“没事的，反正他又不认识你。”而我也不后悔此行，在作家与文友的沟通过程中，我更明确了自己的写作路径与方向，也理解了蔡崇达在《皮囊》后记中所说的——写作不仅仅是种技能，是表达，而更是让自己和他人“看见”更多人、“看见”世界的更多可能、让每个人的人生体验尽可能完整的路径。

于是，车里的写作者兴奋地谈起自己的愿景，继而把话题转向我：“陈老师，你的写作计划与愿景是什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还是其他什么？”我狡黠一笑：“我呀，最大的梦想就是：哪天我的作品集也能被疯狂盗版。”

全车的人哄堂大笑，唯有我陷入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