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建明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户，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这是著名诗人卞之琳的代表作《断章》。卞之琳（1910—2000）海门人，曾用笔名季陵、薛林等，我国杰出诗人、文学评论家、翻译家。曾是徐志摩的学生，被公认为新月派和现代派的代表诗人。抗战期间在各地任教，为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2000年1月，卞之琳被中国诗歌学会授予“首届厦新杯中国诗人终生成就奖”。

上图左起：年轻时的卞之琳，卞之琳（右一）从延安前往太行山区（1938年），卞之琳的著作《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和《慰劳信集》。

想证明自己的凌云之志

卞之琳，海门汤家镇（现海门区三厂）人。1929年秋，19岁的卞之琳考入北京大学英语系，徐志摩是他的老师。卞之琳写了一些诗，被徐志摩拿到自己主编的名刊《新月》上发表，卞之琳受到极大鼓舞，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诗集《汉园集》《三秋草》相继问世，奠定了卞之琳在中国现代诗坛的地位。1933年9月，卞之琳在沈从文家认识了同在北京大学学习、有着共同文学爱好的苏州女子张充和，并很快成为朋友。卞之琳苦苦追求张充和，他那首风靡一时的诗作《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户，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就是为他的才女张充和而作。卞之琳写得一手好诗，却性格内向、不善于表达自己，与张充和开朗洒脱、活泼好动的个性截然不同。

1938年春，张充和在卞之琳百般邀请下来到成都。卞之琳追求张充和的过程是相当苦涩的，此时卞和张并未分手。恰好沙汀和何其芳联系去延安的行程安排，张充和暗示卞之琳勿忘邦国大事。卞之琳要证明自己，“当他苦苦寻找而不得的时候”，他要向女友张充和“证明他有凌云之志”，于是在四川大学任教的卞之琳匆忙告别女友，利用暑期和军训时间，于1938年8月14日，与何其芳、沙汀及夫人黄玉颀4人从成都乘汽车出发，踏上奔向延安的征途。一路上他们沿川陕公路北行，24日到宝鸡，25日坐陇海路快车到西安，28日乘八路军办事处的汽车离开西安。途中，卞之琳一路目击许多青年“背着行李，徒步跋涉”“络绎不绝，意气风发”，这种“盛况”使卞之琳沉醉于“歌声笑语”，但“心中有愧”，另一方面也同先前在国统区的所见所闻形成鲜明的对比。31日，卞之琳一行抵达红都延安。

卞之琳延安之行，在朋友中引起不小的震动，不少人深感惊讶，谁也没有想到他这个羸弱的书生会投奔抗战前线。

文艺生命在延安获得新生

8月31日到延安的当天晚上，卞之琳一行住在西北旅社，受到刚从前方返回的“西北战地服务团”领队丁玲、田间的热情接待，进行了畅谈。

在周扬引荐下，卞之琳、何其芳、沙汀几人上杨家坪，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的接见，鼓励他们到前方战斗生活中去。由于“爱国心，正义感的推动”，怀着“到敌后浴血奋战的部队去生活一番”渴望的卞之琳，一开始就表明了自己的意图。到了延安以后，卞之琳不像沙汀夫妇与何其芳马上参加工作，而是临时住在延安城内柯仲平主事的文化协会。

在这里卞之琳受到高规格的礼遇。他被引荐给不大在公众面前露面的总书记洛甫（张闻天）。初到文协住的时候还受到胡乔木等同志的看望。延安的党政军文化高层对卞青睐有加。随着不断融入，卞之琳的文艺生命在延安也获得新生。初至延安，卞之琳就积极地投入文艺活动中。1938年9月11日，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成立，卞之琳在大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

在等待过黄河上前线的11月上旬，卞之琳为响应号召写“慰劳信”（“慰劳”实为“致敬”之意），欣然就以诗体先写了两封（首），一封《写给抗日战士》，另一封《写给修筑延安飞机场工人》，后发表于《文艺战线》。

1938年11月12日，卞之琳随以吴伯箫为团长的“抗战文艺工作团”第三组向晋东南出发，并同朱德总司令部人员过黄河，由垣曲进入被日寇侵占了一年多的晋东南地区。卞之琳不畏艰险，灵活机动地深入广大军民，采集素材，陆续写成《垣曲风光》《山道中零拾》等10篇战地通讯，又写了《五个东北工人》《钢盔的新内容》等散文。

1939年初，卞之琳随吴伯箫等奔赴河南武安，跟着那里的先遣游击支队，在彭城一带辗转打击日寇。利用战斗间隙，卞之琳俯身在农家场石磨上，写成反映游击队的小说《红裤子》，发表于重庆的《文艺月报》，后译成英文在英国《人生与文学》刊发，还先后被选入英国出版的《当代中国短篇小说集》与美国出版的《中国抗战小说选》。

成为随军记者

1939年4月，卞之琳与吴伯箫等离开武安进入太行山，抵达和顺附近，到了北上抗战的八路军一二九师陈赓七七二团临时驻地。在七七二团，卞之琳与指战员们一起行军打仗、缴获战利品，一起吃粗粮、睡草地铺、晒太阳、捉虱子；和吴伯箫等深入当地农村，一起开会、宣传、贴标语，与群众一起收种庄稼、挖坑道、搞坚壁清野……在抗日最前线搜集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材料。回到延安后，卞之琳一边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代课，一边整理材料，他以七七二团为素材，写出了长篇报告文学《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1940年经陈占元带往香港，由明日社在香港出版。

在书中，卞之琳以饱满的激情、独特的视角，引人入胜地记述了七七二团抗战初期与日本侵略军浴血苦战的历程。他不仅叙写了长生口、七亘村、响堂铺、长乐村等战斗的经过，更着重把笔触放在写“人”上，从指挥员——旅长陈赓、团长叶成焕到普通战士，他用一个个生动的细节让他们栩栩如生地站立在读者面前。1980年，《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在香港再版；3年后，这本书第一次在内地由三联书店出版。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刻，一位原本专注地研究英法文学、写抒情诗的书生，却义无反顾地奔赴卫国疆场，成为一名在枪林弹雨中出没的随军记者、一名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英勇战士。

一种“新型政治抒情诗”

1939年四五月份，卞之琳从前线回到延安。因当时已在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文学系任教的沙汀、何其芳从北路渡过黄河去了前方，还没有回来。周扬与当教务长的吕骥就安排卞之琳和严文井临时在“鲁艺”顶替执教。

5月14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成立，卞之琳与会并代表抗敌文艺工作团第三组作了《关于前线工作情形及收获经验、教训的报告》，他还参加了由周扬主编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机关刊物《文艺战线》的编辑。他在《文艺战线》以及《文艺突击》上刊登《写给抗日战士》《写给修筑延安飞机场工人》的慰劳信、速写与通讯。

时任鲁艺系主任的周扬，希望卞之琳他们能留下，在鲁艺任教。同行的何其芳和沙汀都答应了，只有卞之琳以在四川大学留有教职婉言谢绝了。离开延安前，卞之琳去了趟王明家。王明向他讲述了萧三写白话诗的掌故，卞之琳开玩笑说王明犯了“自由主义作风的毛病”。

1939年8月卞之琳在周扬的安排下，按原计划离开延安，返回西南大后方的成都四川大学复职，并随学校迁峨眉山，住雷音寺。

卞之琳在延安抗战前线前后历时一年，他除写出一批具有重大意义的战地报道、杂文、短篇小说外，还写出了20首令人耳目一新的反映延安军民的诗，合为《慰劳信集》。

初到延安卞之琳就为“多少青年男女进进出出，不拘形迹，自由自在，边走边唱”而“感奋雀跃”，“当时延安生动活泼的局面就实在令人心醉，使我也飘飘然好像置身另一个世界”——卞之琳晚年回忆道。因而，当文艺界发起“慰劳信”活动后，卞之琳当时就提笔完成“两封”。1939年11月，回到大后方之后卞之琳又继续用这种《慰劳信集》写了十八封，给各方各界为抗战出力的个人或集体。

《慰劳信集》“都是写真人真事，而一律不点名，只提他们的岗位、职守、身份、行当、业绩，不论贡献大小，级别高低，既各具特殊性，也自有代表性，不分先后，只按写出时间排列,最后归结为一切劳苦者。”这是劳动人民的颂歌，如“抬铁轨的群众”“修筑公路和铁路的工人”“给空军战士”等。它以宣传和歌颂全国上下各方齐心协力、一致抗日为宗旨，是诗人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外化，不同于同一时代某些业已公式化、概念化的抗战诗，是“一种新诗史上未曾有过的至今少有人效法的新型政治抒情诗”。

1940年，报告文学《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慰劳信集》由香港明日社出版。到学年结束，四川大学校方才知道卞之琳去过延安，不予续聘。于是，卞之琳转往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任教，与张充和会合。

延安之行，对卞之琳以后的人生及文学创作产生重要影响，他的创作观从此发生很大变化。1949年，当全国解放的钟声即将敲响时，在英国牛津大学访学的卞之琳回到了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