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根生

我保存着一份60多年前的教案，虽然纸质泛黄变脆了，但“教学要求、教学方法、教学过程、布置作业”等所有环节一个不缺，字迹仍清晰。跑了几个地方，挪了几次窝就是舍不得扔这几张纸片，这是我留在1959年的蹒跚脚步啊！

1959年我徐州师院毕业前到徐州四中高一实习一个月，我们一组三人，每人一周，做班主任，教一篇课文。上讲台前，我几乎把课文都嚼烂了。一次同宿舍老兄们还听见我在睡梦中大声背诵课文。

徐州的四月天，踏着春风出校披着夕阳归来步行一小时，好在日天长，吃饭、洗澡、洗衣服、写“实习日记”……紧张而充实，辛苦而快乐。

记得上讲台这天，我起了个大早提前抵达学校，还提前五分钟走上讲台，把学生早已擦得干干净净的黑板再次擦了又擦。善解人意的班主任把她的手表脱下来放在讲台上，让我把控时间。教室里静得听见人呼吸，全班学生全神贯注屏息静气，我站在讲台前来回走动，自己都清晰地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第一节课学生踊跃发言。第二节课师生互动不错。第二天第三节课一路顺风顺水。问题出在第四节课，我突然发现只顾自己滔滔不绝而忽略调动学生积极性时已为时晚矣，匆匆布置作业已经在下课铃响了之后，弄得我满脸发烫，赶忙鞠躬致歉。

想不到这一躬我竟鞠了38年！此后每年开学第一课，我都毕恭毕敬向学生鞠躬，然后认真向学生解释道，我上课鞠躬是感谢你们欢迎我来上课，我下课鞠躬也是感谢，感谢你们和我一道完成了这一课的教学任务，我说这仪式表达着我对你们的尊重，我对讲台的敬畏，老实说有些老师在这个环节上的随随便便我是看不惯的。

第二个想不到的是，第一次上讲台后我心里就隐隐感到此生就属于讲台了。不仅是我父亲早在用瘦得跟鸡爪似的手指掐着计算日子，再过4个月120天我们这个城市贫民家庭就有人“吃皇粮”了；我自己也明白自己几斤几两，天生一张娃娃脸，实习这一个月来中午与学生同一锅里吃饭，玉米饼、南瓜粥，吃完嘴一抹，与学生说说笑笑，勾肩搭背，一起回教室出墙报、演小剧，很难一眼认出谁是老师谁是学生，我天生就是一块做教师的料！

还有一个我想不到，中学时我就喜欢读鲁迅先生的作品，大学时学中国现代文学“鲁迅”一章我特别感兴趣，这回实习恰恰又有幸与鲁迅先生相遇，因为教《“友邦惊诧”论》收集了不少材料，无巧不巧，实习期间步行经过一间旧书店，我居然淘到这篇杂文名篇最初发表的刊物《十字街头》，小四开报纸大小， “左联”地下印刷品，花几毛钱就拿下来，我如获至宝。从此我就注意收集中学教材中鲁迅作品的有关资料，收啊集啊，多年坚持下来积少成多，就成了两本书，《鲁迅名篇问世以后……》《缀在巍巍昆仑上的疑问号——鲁迅教材解疑与写作技巧探讨》出版后，受到全国的中学师生欢迎。

人说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我第一次上讲台就有人帮助我系好第一个纽扣，此生幸甚矣！

一位良师是吴奔星教授。吴先生当时落难，但是他教我们现代文学“鲁迅”专章尤其讲得漂亮。吴先生对学生和蔼、负责，他鼻音略重的湖南普通话让我们听起来很亲切。实习一个月早出晚归，他都是和我们年轻人一起步行来去的。教师肚子里一缸水，上课才能给学生一桶水，吴先生给我作了好榜样。2004年吴先生以92岁鹤龄仙逝，南京师大出版社出版了一大厚本纪念文集《别——纪念诗人学者吴奔星》， 先生头衔一大摞，“国”字头的就有好几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顾问、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顾问、中国作协诗歌学会理事……书中记述先生竟然在北师大操场亲耳聆听过鲁迅先生的演讲，竟然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参加湖南农民运动……我的悼念文字是《一个授业弟子的深情怀念》有幸排在《别》第四篇，这是我向吴先生最后一鞠躬。

另一位益友是实习班级的班主任，我称她“师姐”，30岁左右，一张精致的脸，两只水灵灵的眼睛，热忱大方而又优雅知性，一眼就能看出这是江南烟雨氤氲出来的，在当年灰、黑色为主旋律的校园，她白底黑格对襟衫，绝对是一道风景。师姐的班主任工作全校首屈一指，她把自己做成班级“大姐大”。我上第一课那天她早早来到教室替我撑场子，我讲课时她坐在后面给我压阵势。她对我的评语永远都是温暖的鼓励，只记得她唯一一次批评我说：“你一个人唱独角戏累不累呀？孩子们也该让他们多说几句话呀，倾盆大雨他们接受得了吗？我们教师要学会下毛毛雨。”一个月的朝夕相处，师姐成了我心中一份永远的牵挂。师姐如果健在今年也该90多岁高龄了？也不知后来她有没有能调回南方老家？……师姐那么好的人一定会有好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