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墅

胡适在为张孝若先传《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作序时写道：“传记起于纪念伟大的英雄豪杰，故柏拉图念念不忘他们那位身殉真理的先师，乃有苏格拉底的传记。传记的文章若不出于爱、敬、崇拜，如何会有真切感人的作品？”这段文字大概也同样贴切于《沙白传》。

作者王子和从年轻时就是传主沙白的崇拜者、追随者与见习者。他们都是诗人，王子和是沙白许多作品及时的阅读者，同时也是心有戚戚的同频者，不仅于诗绪诗风上深受启迪与熏染，对诗意的理解也有独特见地。为此，他将心中澎湃不息的诗情化作文字，句句倾情，它们就像一颗颗珠玉一般闪耀在各大报纸和诗集之间。如果如书中第三章所说，沙白是卞之琳的私淑弟子，卞之琳是沙白的启蒙之师与隔空偶像，那么王子和与沙白的情谊则富有更多的蕴含，亦师亦长，亦友亦知交，用作家汪政的话来说，既有学生对老师的爱戴崇拜、晚辈与长辈的忘年之交，又有诗人对诗人的钦敬礼赞、惺惺相惜与诗心契合。

如此说来，由王子和执笔的《沙白传》，不仅是一部细密真实、真切可感的人物春秋，也更将是一部从时间的长河中打捞起情之记忆的美丽散文，且还将是一部“饮真茹强，蓄素守中”的劲健诗篇。事实上，《沙白传》不负期望九转功成，其以绣花针般绵密扎实的功夫，大刀斧般豁达成熟的识见，编织了一张既可谓之为诗人诗学的传记亦可称之为诗之史学的文学与学术之网。灵性的诗歌氛围，糅杂的诗家评论，以诗为介的诗情感应，始终是贯穿全篇的三支美学气流，仿佛巫峡千寻，走云连风。

胡适说，传记的最重要条件是纪实传真，换言之，就是客观记录，立传者要立于传主人物的背后，让自己隐形，不失于谀颂亦不失于诋侮，不失于代言亦不失于讳言，不失于越俎亦不失于放流，以写实之笔写出他的实在身份、实在神情和实在口吻。然而《沙白传》的传主是一名诗人，诗就是他的个人历史，一生的坎坷跌宕、快乐幸福都被剪影和滤洗在一排排诗行里。那诗是什么？诗人张枣说，它是一种因地制宜对深陷于现实中的个人内心的安慰，庞德说诗是历久弥新的新闻，沙白年轻时所心摩的瓦莱里说，诗歌是声音和意义之间被延宕的犹豫。这一切对于诗的解析与定义都说明，诗是读懂一个人最可靠但又最不可靠的证据。王子和洞悉这一点，他从沙白诗中寻找到蛛丝马迹，不仅捋顺了时空坐标系，还从中抓取诸多信息填满了这个坐标系，有“安慰”、有“犹豫”，当然更多是激情、浓情和悲情。然而诗的不可靠性也由此产生，因为这种按“诗”索骥的梳理过程，有时会带上作者的义理分析与感同身受，对作为弟子与诗人双重身份的王子和更是如此，当然王子和并不只耽于诗这一条线索。不可否认的是，诗依然是全书最重要的依据，而这却恰恰成就了这本传记的与众不同：记叙之外充满氤氲灵性的诗本美学。

与诗文本美学同步的是诗论美学。既有沙白自己类似于创作谈的诗论，又有诗界同道与专职评论家的诠释解读，更有王子和作为景仰者和追随者稽古钩沉、发微抉隐。这就使得其诗论的质感掷地有声、铿锵周全，呈现出“具备万物，横绝太空”的雄浑壮阔。这些诗论有的如大珠小珠散落于各章各处，有的则专辟篇章予以系统论述，第十三章《满爱，小草闲花论诗风》中忆明珠论述之深广和精细堪称蔚为大观；第十五章《三同，丁芒倾情论沙白》中丁芒的解析兼具感性、理性和智性的高远；第十六章《释怀，五问五答纵论诗》则是沙白自己关于诗歌的对答。王子和曾问沙白，如果让你与读者对话，您会说些什么？沙白答曰：我不怎么讲的，我讲不出什么的。与所有伟大的诗人一样，沙白的回答是顶级的诗论，它令人想起另一位诗人对于诗歌异曲同工的释义：“在这个聒噪喧嚣的，充斥着各种思想的世界，诗歌的终极目的是重建沉默。”与诗文本一样，诗论对于一个诗人在不同时期诗创和个人发展的见证中不可或缺，《沙白传》对诗论的挖掘和整理无疑是人物传记的重大创新。

行文至此，让我们回到文首，以使文章有个完整的呼应与闭环，当然同时也即《沙白传》中第三支美学的气流：以诗为介的诗情感应。胡适曾勉赞张孝若做先传是“爱的工作”，宗教的工作，那么王子和做恩师《沙白传》亦类于此。整篇传记通读下来，传主沙白的人格形象已跃然纸上，丰满而多维，用丁芒的话来说：如其文、如其字、如其诗，才情横溢、豁达儒雅，既有柔软敏感的感知之心又有悲悯珍惜、爱憎分明的激越之绪，既有落花无言，人淡如菊的君子之风，又有大江东去、击浪鼓风的壮士之怀。如此生动鲜明、令人敬仰的跨世纪诗人的形象无疑要感谢王子和的奉献，王子和出色完成了一项“爱的工作”，情的工作，这份情涵盖众多：师生之情、同道之情，崇拜之情、相惜之情，它们与诗本和诗论一样贯穿于始终，有散说插叙，有独立成章，如诗的分行与连句，如太空长风、行云流水，共同构成了《沙白传》第三个美学分支：人的美学、爱的美学、情的美学，也是最终极的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