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农

以前读张中行的《负暄琐话》，感兴趣的是作者所写的人物掌故；这回重读，则特别留意书前书后的序跋。

为该书作序的吕冀平是位语言学家，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与张中行同事，时任教于黑龙江大学。据张中行回忆录《流年碎影》记载，书稿完成后尚无出版问世的信心，于是寄给相知的友人看看。吕冀平随即写了序文，向他的学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编辑孙秉德推荐，并私下对其言道：“这本书你们印必赔钱，但赔钱你们也要印，以争取将来有人说，《负暄琐话》是你们出版社印的。”结果，该书问世后销路不坏，反响强烈，很快就再版加印了。

我手头的这本《负暄琐话》便是第四次印刷本。书后增加了周汝昌撰写的长跋《骥尾篇》，其中有云：“中行先生说《琐话》是当作史和诗来写的……他提出的‘选境论’，值得艺术理论研究专家们写一本大书来探讨它，何其伟哉！一册不太大的‘笔记野史闲书’，含有如此重要的美学哲理问题，不见此书，谁其信之？”

所谓“选境论”，张中行在该书“尾声”一篇中的表述是：“我有时想，现实中的某些点，甚至某些段，也可近于艺术的境，如果是这样，它就同样可以有大力，有大用。与造境相比，这类现实的境是‘选境’。”

王国维《人间词话》里说：“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在张中行看来，理想派的造境，能够使人减少精神的纷乱和无着落，在艺术的“境”中净化、向上、生活更加充沛。古往今来，许多艺术家在如梦如痴地编造，无数的人在如梦如痴地欣赏。而《负暄琐话》写的，却是自己曾见于昔日的“境”，不同于造境，又有别于写实派的写境。因为他只写“可传之人，可感之事，可念之情”，不写“自己认为坏的”，尽管“人人都知道，旧时代，好的有，坏的更多”。如何解释这种选择呢？他发明了“选境”一说。

张中行认为：“古人写历史，写笔记，我的体会，有的就有意无意地在传选境。我一直相信，选境有选境的独特的用途，它至少应该与丑恶的揭露相辅而行。就是基于这种想法，我选了见闻中的一部分，可以算作境或近于境的，当作话题，其他大量的我认为不值一提的就略去了。当然，我称自己的琐话为选境，恐怕是不适当的高攀；那就算作虽不能之而心向往之也好。”

依照这种“选境论”，反观古往今来的非虚构历史与回忆性写作，可以发现确实有不少都是“选”出来的。经典名著《世说新语》，可谓这一写作传统的滥觞。声称《负暄琐话》是“今世之《世说新语》”，没什么问题。

“周作人妙品”存疑

董桥《记得》一书里有一篇《周作人妙品》，谈的是一幅立轴。文章开篇介绍其款识：“民国三十六年大暑节后，中夜闻蛙声不寐，戏录儿童杂事诗十六首，书为性尧先生雅教”，下署“周作人”。

觉得词句有些眼熟，便找出《儿童杂事诗笺释》查核。果然在“乙编”附记中看到这样一段文字：“（丁亥）大暑节后，中夜闻蛙声不寐，偶作《晋惠帝》一诗，后复就记忆所及，以文史中涉及小儿诸事为材，赓续损益，共得二十四章。”

丁亥是一九四七年，即“民国三十六年”。《晋惠帝》一诗首句是“满野蛙声叫咯吱”。周作人说得很清楚，他是“夜闻蛙声”偶作此诗，其他诗作都是后来“赓续”的。他怎么可能于当时誊抄尚未写就的“十六首”送人？

金性尧有一篇《叶落归根》，忆及周作人给他写过立轴和扇面，“还有一本《儿童杂事诗》，是他用毛笔写了邮寄送我的，寄来后也没有细阅。这些东西，如果不遭劫，也不过藏在箧笥中，不见得会拿出来玩赏，一旦失去，就会念念不忘。”他另有一篇《知堂的两本书》，提到周作人的几件手迹：“一就是手抄本《儿童杂事诗》，时间在他离沪返京后。我当时忙于编辑工作，不及细看……随后就把这本诗集放在书箧中，再也没有翻阅过……这几件手迹，不言而喻，现在已经片甲不留。”周作人抄给金性尧的《儿童杂事诗》原来是一本诗集，而且时间是在解放初期。

董桥读了《叶落归根》，却没有读过《知堂的两本书》，他的解释是：“金性尧文中用‘一本’而不用一纸、一幅，说的似乎是另有《儿童杂事诗》册页，也似乎是他记错了。他说收到字他‘没有细读’，那么，立轴上他那五枚鉴藏印当是后来‘细读’才钤上去了。”这完全是些毫无根据的猜想。

至于立轴上有金性尧五枚鉴藏印，金性尧之女金文男在《父亲金性尧的印章轶事》一文里也曾提及。对照《星屋印谱》，她发现其中四枚“已非主人所藏”：“也许，正是因了这五方印鉴加上周作人的五方印鉴及书法，极大地提高了此立轴的‘身价’。”尽管此前没有见过，也不知晓这幅立轴的来路，她似乎并没有考虑到作伪的可能。

周作人和金性尧都是名人，且都有自己的印谱，周作人的《儿童杂事诗》也有手稿本问世，要想模仿、伪造，并不多难。据说有人提出过质疑，却未见有鉴定专家给出专业意见，以至于这幅立轴几度在拍卖会上高价转手。

《记得》一书里有“周作人《儿童杂事诗》立轴”彩图，只是尺寸缩得很小，不易辨别。然而，仅从款识文字的破绽看，原作的真伪明显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