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勇

有人说，最近二十年看不见文学涌现出什么新流派，没有新口号，也没有新主张。冷静回望，文学现场好像确实如此。但并不是说没有新的流派、口号、主张风起云涌，这个时段的文学就是没有特色、没有特点甚至不值得言说的。

而有的人相反认为，这也许是文学走向成熟的一种表现，那就是不是靠炫技，而是靠扎扎实实的故事和思考来打量现实、言说人生、传达人性。

我们都知道，20世纪80年代大陆文学出现过短暂的井喷，“先锋文学”助推了这一井喷的气势和力量，马原、洪峰、苏童、格非、余华等一批以对旧有意义模式的反叛、消解为主体风格的青年作家，纷纷用独特的话语方式进行小说文体形式的实验。这批作家，被评论界冠以“先锋派”的称号，他们的作品，被称为“先锋文学”。

对当时沉闷单一的文坛，先锋文学无异于是一股新风。用当下时髦的话来说，先锋文学的出现，成为文学新的增长点，令人耳目一新。先锋文学对中国文学的贡献，正在于此。

由于先锋文学主要通过暗示、隐喻、象征、联想等技巧手段，让不相干的事件组成齐头并进的多层次结构的特点，使“先锋派”小说成为飞翔在云端的小说，难以被读者理解，很难被受众接受。

小说变得不好读、读不懂，小说就不好玩了。读小说犹如钻迷宫、猜谜语，这种类型的小说大概就走进死胡同了。

作家都是极度聪明的人，不聪明做不了作家。这一群探索者和实践者很快就意识到这个问题。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苏童创作的《米》《妻妾成群》、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关注人物命运的小说，以较为平实的语言，对人类的生存和灵魂进行感悟，标志着先锋文学向现实主义传统回归。

他们前期的先锋作品，替他们挣得了文坛地位；他们回归现实后的作品，为他们赢得了读者和社会影响。

2015年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5部长篇小说中，《江南三部曲》的作者格非、《黄雀记》的作者苏童都是曾经的先锋文学领军人物。

格非《江南三部曲》从清末民初开始一直写到当代，社会历史变迁跨越百年，透视20世纪中国百年内在的精神衍变。“三部曲”中，《人面桃花》从对奇女子陆秀米投身辛亥革命的事迹梳理，引入连续不断的人生故事，写的是民国初年的知识分子对精神世界和社会理想的探索；《山河入梦》从女主人公姚佩佩遭遇家庭变故自上海来到梅城开始着笔，写的是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梦想和社会实践；而《春尽江南》则以一对渐入中年的夫妻及其周边一群人近二十年的人生际遇和精神求索，透视时代巨变面临的各种问题，深度解读时代精神疼痛的症结。

从先锋追求到“三部曲”的写实追求，格非的小说经历了一个由观念的深度到全面还原生活和历史深度的过程。在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上，格非表示，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文学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矫正力量，文学写作不仅仅关乎娱乐和趣味，也关乎良知、关乎是非、关乎世道人心。

相较于格非《江南三部曲》叙事的宏大和故事的复杂，苏童的《黄雀记》就简单多了。故事人物发生在香椿树街，主要人物三个，两男一女：保润、柳生和仙女。柳生强奸了仙女并用钱买通仙女，让仙女指认擅长捆绑的保润。捆绑、谎言、背叛、复仇，以及命运的逆转，全都在这部作品里。保润在柳生新婚之夜杀死了柳生，仙女不知所终。“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苏童的黄雀是有隐喻的，“捆绑”也是有隐喻的。在具有疯人院隐喻的井亭医院，保润练习被称为“法制结”和“文明结”的捆绑术，已经昭示柳生和保润的悲剧结局。

传统认为，苏童是个不擅长讲故事的作家。在《黄雀记》中，苏童依靠其非凡的想象力，成就了一个精巧细致的故事。这部小说并不宏大，但叙事无以复加地精微。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

至此，当时被比喻为先锋文坛射雕五大高手的“北丐”洪峰、“南帝”苏童、“东邪”余华、“西毒”马原、“中神通”格非，当初不管飞得多高，全部按下云头，以各种各样的姿势降落在现实的大地上歇脚了。

对先锋派作家向现实回归原因，有人理解为现实土壤的需要，中国读者的视角是不管你的想象力一个“筋斗云”打出去能打几个十万八千里，都要重新回到现实的土壤中。而我更愿意相信，这是因为这一批作家都成熟了。

故事好找，细节难觅。支撑小说大厦的，是以细节为核心，表现出来的人情世故。一个作家在其青少年时期所懂得和掌握的人情世故，不足以支撑复杂的故事细节，于是在技巧、技法上标新立异，是非常必要的，也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上了些年纪，人生的历练和阅历都丰富了、性格和脾气成熟了，对重大深刻思想的展示举重若轻，细节储备丰富到能够从容地信手拈来的地步，自然会自觉缩减技巧、技法上的匠气，自然就会回归到现实中来。

苏童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说，很多人说我的作品风格有所改变，这是自然而然的，我在创作中并不是主观要变得严肃，这只是自己的心态变化的一种体现。这话也许道出了从先锋到现实的玄机。

文学艺术上任何流派的形成，必须至少拥有三个条件：代表性作家、代表性作品、代表性文学批评。作家是流派的骑手，作品是流派的主场，批评家无论拥护还是反对都是流派的助攻。三者同时出场。如果连这三个条件都不具备，这样的平静，若不是文学的荣耀，就是文学的悲哀。

回顾文学史上的流派，18世纪后期在英国以汤普生、海涅、斯特恩为代表的伤感主义，把感性看得高于理性，寄希望于艺术和情感，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和逃避；19世纪在欧洲以巴尔扎克、司汤达、狄更斯、果戈理、托尔斯泰、契诃夫、欧亨利、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故事写实，思想和主题具有明显倾向性，用尖锐的批判表达作者对社会的干预，但这些干预并非声嘶力竭的呐喊，而是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20世纪30年代以萨特、加缪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坚持以人为中心，尊重个性和自由，人的存在本身也没有意义，但人可以在原有存在的基础上自我塑造、自我成就，活得精彩，从而拥有意义……每一个文学流派的形成，都能从那个时代找到深刻的社会根源。就我们最熟知的中国唐代文学来说，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田园诗派，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以刘禹锡、李商隐为代表的咏史诗派，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新乐府运动……异彩纷呈的背后，是大唐王朝的波澜壮阔。

波澜壮阔的时代期待风起云涌的文学。于众声喧哗处，方显文学的活力和迷人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