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永泰

我出生于1934年，我的父母亲是地地道道的不识字农民。我家是军属，父亲是乡村义务调解员，掩护过地下党。父亲在世时常教导我们要听党的话跟党走，党的事再小是大事，家里的事再大是小事，这些话像金句成了我家的家训和家风。

小时候家里很穷，兄妹六人一家八口住三间草房，冬天怕下雪，夏天怕台风，种地重活及家务重担常年落在父母身上，母亲因病无钱治疗积劳成疾年仅39岁就离开了我们，当时最小的妹妹才两岁。

因生活所迫，两个姐姐早早出嫁后，父亲重点培养我哥苏永康，小学毕业后送到如皋江安中学学习，并参加了地下党。当日本鬼子进攻江安时，学校停学，所有学生回家，当年我哥16岁，我10岁，父亲为我哥打了一个包，送到区公所报名参加新四军，教导他到部队要听党的话，学枪法练本领，这一去多年无音讯。为了生活，父亲把12岁的我送到上海东华鞋帽厂当童工，这一去就是三年，童工的苦一言难尽。15岁那年，我要读书，一人乘运猪船回到如皋石北老家，就读于进步人士创办的楼房小学。在校期间，我加入了共青团。1950年，上海大姐回来将我带到上海，参加长阳路中国纺织机械厂的招工考试，我被录取了。进厂后我白天上班学技术，晚上读夜校，能看懂多种图纸和操作工艺，取得了中专资格。1954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后来又担任团支部书记、生铁工段大组长，多次评为生产能手和先进工作者。1958年我成家了，没房，爱人常年住校，同年7月党组织找我谈话，说现在政审过了，安排你到外地工作，给你们三天假期回去告别亲人，再来做移交工作，你有什么意见？我说没意见，组织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想问一下调到哪里，组织回答说不知道，只听说很远很远。第二天我回到老家，父亲问我怎么突然回来，我把党的话说了一遍，父亲说，你走吧。我对父亲说，秀琪已有身孕，我实在放心不下，父亲说没事，家中有我呢。第二天，我来到妻子的学校，心中又喜又难受，喜的是我要做父亲了，难过的是她哪知道我要离开她很远。我把来意说了一遍，妻子二话不说，含泪送我一本得奖的红色日记本，就这样，我们依依惜别。

1959年7月6日，我离开上海，先到哈尔滨培训，两年后到青海金银滩草原核工业基地二二一厂，这一去就是28个春秋。高原气候，南方人受不了，嘴唇干裂、鼻孔出血、头昏恶心，几个南方人倒在帐篷里，我顶住了，没倒下。我亲自参与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研制工作，我在二二一厂一分厂质检部负责产品质检，同时还担任党小组长，党教给了我知识和技能，我是基地一滴水，一颗小小螺丝钉，在关键岗位上默默奉献数十年，多次获得各种荣誉与表彰。“两弹一星”二十年、三十年国家发给我荣誉证书和奖章。四十周年时，上海211退休管理处领导到南通来召开座谈会，南通电视台做了采访，这些均成为我及后代永远感党恩的记忆。

退休后的岁月我时刻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我家除我和老伴是党员外，两个儿子也是党员。现在，我家无论是居住还是交通出行都有了很大的改善。我们老夫妇每天看书、读报、听新闻，我们一家亲眼见到伟大祖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光辉历程，祖国如有难，我家当先锋，在党的领导下，走好新的长征路，齐心协力以优异答卷迎接党的百年华诞，我作为一名老党员，有责任把革命初心一代代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