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自度
敬爱的父亲已去世整整40年了，但他高大、儒雅的身影和慈爱的笑容却常常浮现在我们儿女的眼前，他时常念叨并一生践行的一句话——“不管穷富，子孙最好的出路就是上学、求知、成才；国家要富强，就必须率先发展教育、科技”，不时在我们耳旁回响。靠他的这一非凡理念，我们杨家这个如东县乡下小镇上的寻常百姓家，他的子孙中已经出了17个具有高级专业职称的人才，同时，还带动了一方重视读书求学风气的蔚然形成。
我的父亲杨业牂于晚清末年——1909年出生于如东县银杏埠子乡下的一户农家，童年上了几年私塾，读遍四书五经、诸子百家，通文墨、会珠算，深受其经营染坊的祖父喜爱与信任。在我父17岁时，曾祖父就把银杏埠子上的染坊传予他经营。他天生喜爱读书，在忙于生意之余，还陆续买来四大名著等各类好书，常常挑灯夜读。儒家的“学而优则仕”的理念，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民主、科学”大旗，影响他逐渐形成了“国家要富强，教育、科技必须强”“子孙要有出息，必须读书、求知”的理念。在后来日本鬼子打进我国门、占领如东多地，面临亡国之时，更加坚定了他的上述理念，并以其引领子女成长。
上世纪40年代，我父亲就把年少的长兄杨自强送进新四军主办的学校读完高小。解放之初，大办学校，教师奇缺，紧急招聘，当时才20岁的长兄因语数皆优，被选为小学老师。父亲叮嘱他：“当了老师，更要加紧拜师求教。”正巧，他任教的学校有一位大学生同事，于是便恭敬地拜其为师。他掌握了代数、几何、历史、地理等中学教材知识。4年后，如愿考上苏北师专。毕业前夕，父亲根据前贤“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教诲，毅然筹借100元，让长兄到上海和苏杭去“见识见识”。须知，上世纪50年代初的100元相当于乡干部几个月工资，乃是一笔巨资，况且当时完成个体工商业合作化，染坊被关，父亲成了合作商店的员工，工资较低。亲戚、邻居对此举摇头，而父亲不为所动。长兄毕业后，先后在如东县几所完中任教，最终成为如东县中学一位著书立说的高级教师，广受学生和家长尊敬。后来，他的儿子、儿媳也在如东县中学任教，晋升到高级教师。
我的大姐杨淑君在解放之初已是20岁左右的大姑娘，在夜校学习了数年。父亲本着男女平等思想，决定送她到南通市一中读书。每月供给10万元（当时货币），花这么多钱培养女儿，这让许多亲戚朋友很不理解。但是，父亲不管手头多紧，从不欠供。大姐初中毕业后，考进南通师范。1958年，28岁的她于通师毕业，先后在如东县几所小学任教，也成为高级教师。
我的二哥杨自坚于1961年在如东县中学毕业，各科成绩排名前列，但当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不少高校撤销，存量高校也大幅缩减招生数量，加上招生上贯彻“阶级路线”，排斥家庭成分“不好”的学生，因而家庭成分为“小业主”的二哥无奈落榜，回家务农。他当生产队会计、队长十多年，始终不丢书本、不忘求学，1977年，抓住机会当了代课教师，数年后转正，成为中学物理教师。他还指导儿子考上同济大学函授班，毕业后成为一家大型建筑公司的总工程师。
我于1963年在如东县中学初中毕业，因我成绩优异，老师帮我报考了省立江苏省南通中学。当时父亲工资减到26元，家里弟妹又多，全家温饱都成问题。接到录取通知书，得知我是如东县唯一考上通中的，全家和亲朋好友又喜又忧。而父亲却乐呵呵地拍板：“准备衣被，提前报到。”二哥用自行车把我送到100多华里外的学校报到缴费。成了等于进了大学门的“通中人”后，在享受每月5元助学金的同时，父亲每月寄来10元左右和不少粮票，让我竟比一些城里同学都宽裕。我也不负厚望，努力攻读，各科成绩都冒尖。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在我胸有成竹、充满期待地迎接高考、填写志愿的1966年6月，“文革”爆发，停课、暂时取消大学招生，参加“斗批改”，被迫待在学校。等待恢复高考两年多，最后却等到了“上山下乡”的最高指示。希望落空，回乡务农，父亲虽然心里失望，但仍鼓励我“天生我材必有用，总有机会在前面”。我也坚信，大学还是要办的，人才总是国家必需的。在参加生产队秋收、上河工之工余，我坚持看书学习、练笔写作。不久应公社之招，做了几个月代课教师，后又当上半脱产的公社“土记者”。由于我写的报道、评论在《新江海报》《新华日报》、省县广播电台频频出现，甚至被《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采用，不久就被县革会通讯报道组借调。在此期间，又采写发表了许多重要报道，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71年参与策划、采写的一组报道岔南公社党员群众学习党史的小故事，在《人民日报》整版刊发，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这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事，《新华日报》以连续两个头版发表，省革委会专门发文要求全省学习《人民日报》发表的这组小故事，南通地区军管会则专门开大会表彰。1971年10月，县政工组突然通知我到南通地区革委会政工组组织组报到，惊喜地得知，经南通地区军管会特批，我被正式调到地区通讯报道组工作，一下子从农村户口、知青身份变为城市户口、机关干部身份，当时真有点怀疑这是不是南柯一梦。
被超常规重用，自然劲头十足，几年里陆续在新华社、《新华日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媒体发表消息、通讯、言论等数百篇，多次在《人民日报》发表整版或大半版的长篇通讯。1980年，针对关于农村改革是前进还是倒退的争论，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思想评论，明确提出了“生产力标准”——“判断前进还是倒退，唯一的标准就是看是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我这个20来岁的小知青竟然在全省新闻界颇有名声。那时，父亲在商店上班时，一有空就翻看《新华日报》《人民日报》，一找到我写的文章就反复阅读，心里充满了自豪。
1977年高考终于恢复，我立即打报告要求报考，但组织上以工作需要为由未予批准。1983年3月，地市合并，本人被安排到南通市委宣传部宣传科任干事。1984年，党中央提出干部“四化”要求，选拔年轻干部上大学，进行正规化培训。组织上终于推荐我参加全省干部高考，由于我在通中的知识功底较为全面深厚，故以全省第一的总分考进省委组织部主办的党政干部正规化教育专修班（委托南通师专）。总算圆了“大学梦”！通过两年“充电”，回到市委宣传部工作后，即担任宣传科科长。1987年11月，为落实中央关于对在职干部进行正规化理论教育的决策部署，我被市委选拔到南通市委讲师团（一级局建制）任副团长，成功地组织了对全市3万多名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在职干部的正规化理论教育，工作在全省名列前茅。同时，结合本职工作自觉从事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和传播，在省以上出版社出版主撰主编或参与的专著、编著有10多部，在省市以上理论刊物和报刊上先后发表了100多篇论文，其中有多篇被收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库》《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等文集，获省高评委评定的副教授职称。
1995年6月，市委调我到南通日报社任副总编，分管采编工作。10多年中，我在做好报社新闻业务组织领导工作的同时，每年都要亲自采写重点报道和言论上百篇，作品先后获省级一等奖以上奖项10多件，获省级二等奖以上奖项30多件，发挥了新闻业务带头人的作用。2004年退居二线后，我整理、选编了多年的理论研究成果和言论作品集，近30万字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一书，被收入由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人文科学研究所编辑的丛书——《当代学人求真文丛》，由国家级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近30万字的新闻评论集《号角声声》一书，由新华出版社出版。我的专业水平和学识水平得到学术界肯定，2007年被省高评委评定为教授级高级编辑职称。
在家教的影响下，我儿子杨晴川在通中获得全市唯一的“省级三好生”荣誉，放弃保送北大中文系的资格，以市区文科第一的成绩考上南京大学外语学院，毕业后直接进新华社国际部，先后驻泰国、美国9年，40岁刚过就评上高级记者职称。
我小弟杨自力在十年动乱时期上的中学，当时“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但在家教、家风的影响下，仍勤奋读书，成绩出色。高中毕业后，高校仍关着门，他十六七岁就在生产队当队长。1977年恢复高考，父亲立即鼓励他报考。他单独住到一间堆草的房子里，在煤油灯下加紧复习，一举考上南京医学院公共卫生系。他几乎靠助学金生活，吃苦耐劳，事事走在人前，成绩突出，品德优秀，被评为南京市优秀团员。1982年毕业，学校让他留校在党委宣传部工作。但他钟情于所学专业，两年后请调到南通市卫生防疫站。晋升到主任医师（教授级）职称，先后被提拔为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党委书记。
我的小妹杨秀琴更具有特殊的成长历程。由于她是在十年动乱时期就近上的学，高中毕业时基础不实，两次参加高考均因差几分而失利，本想弃学打工。当时父亲早已退休，老母亲也已无力下田干活，身边仅有小妹。但老父亲认为，“有好路不走，将来必后悔”，鼓励她百折不挠、一往无前，兄姐等也支持她到水平较高的马塘中学读补习班。通过刻苦补习，学业大长，在1984年的高考中，考上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值得一提的是，她是在医院服侍身患绝症的老父亲期间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时病床上的父亲笑了，病房里的病友、医生护士都向我父亲投去羡慕、尊敬的目光，发出一声声惊叹。一个星期后，父亲似乎了却了最后的心愿，不幸去世。
小妹在大学期间学习努力，并为减轻家里的负担而到校外做家教。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南通市第二中学、廊坊市第二中学、郑州中学、东莞市商业学校任教。她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发愤图强，不仅成为高级教师，而且被评为广东省十佳教师。在她的严格要求下，她女儿考上美国加州理工大学，现已获得博士学位，将赴哥伦比亚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项目。
我二姐虽然未有机会读到中学，但她在父亲的教诲和家风的影响下，严格要求子女读书上进，她女儿、儿子都在1977年恢复高考的首年，分别考上南通医学院、江苏理工大学，后来女儿朱爱平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儿子朱卫平在上海大学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父亲能恪守践行其理念，既得益于国家助学金的帮助，也靠我母亲的全力支持。我的母亲成汝珍虽然没有上过学，但她特别聪慧，能讲许多引人入胜的民间故事，又具有超凡的心算口算能力，既是家里缝补浆洗之巧妇，又是田头收收种种的能手。她剪裁缝纫各种衣服鞋袜的手艺速度惊人，烹调水平堪比大厨。七八个子女都是她亲手带大，家境并不好，但个个吃得饱、穿得体面。为此，她天天眼睛一睁，忙到熄灯。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深刻领会赞同父亲的教育子孙的理念，全力支持父亲的相关决策。疼爱子孙，莫过如此！
平凡的父亲去世时身无几文，他恪守践行一个伟大理念，以毕生心血和微薄之力，培养一个个子孙成才，在我们子女心目中，他就是最伟大的父亲；在乡邻的口碑中，他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楷模。
永远感恩、缅怀平凡而伟大的父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