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汉忠

周家宅的老屋倒了，不经意间传来的消息，让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忙不迭地询问：那张“柜”呢？“柜”还好，摆到新屋了。妹妹的回答让我松了一口气。

“柜”是海门方言中床的近义词，既能当床，又能贮物。在过去很漫长的岁月里，江海泥沙冲积而成的这片土地上，木材紧俏昂贵，只有富贵人家才有可能拥有一张柜床。我家这张“柜”已有百余年历史，“柜身”斑驳。我之所以把这张柜床看得如此珍贵，因为它是我外公最后的遗物，承载着我妈妈这一脉几代人的悲欢往事，见证了我童年的岁月，唤醒着遥远的记忆。

外公姓周，名云熊。在当时的周家宅，外公家也算殷实，除了宅后几亩良田，还有宅内朝南朝西五六间瓦房。据说到我外公时，家道开始败落。起因是外公不甘守着田地，想走出农门，闯一番新天地。外公先携家人到下头（今启东）做棉花生意，因为不景气又远涉荡里（今如东）雇人开垦滩涂，不想再次败走麦城。不得已在长春镇弄个铺位卖小商品。但生意总是不太顺当，几年下来，不但家里的田荒废了，还欠了一屁股债。为了生计，外公今天卖掉一个衣橱，明天搬出去几条桌椅，最后连宅上的房子也被卖掉顶债。久而久之，终于在贫病交加中，外公丢下外婆和两个年幼的女儿撒手西去。

外公走了，孤苦伶仃的外婆强忍悲痛，踮着一双小脚，白天背一个牵一个，拉扯着两个女儿一块儿下地；晚上则在油灯下摇着纺车纱线，用微薄的收入支撑着这个残缺的家。没有了外公的老屋，几乎家徒四壁，好在还有一张柜床，给外婆留下了最后的慰藉。累了困了，还有一张“柜”靠一靠歇一歇。每每夜深人静，望着柜床上两个熟睡的女儿，外婆似乎看到了希望，拖着疲惫的身子，她为孩子掖好被子，再在昏暗的灯光下，缝补衣裳，浆浆洗洗。此时此刻，外婆甚至有点感激外公，毕竟为她留下了这间遮风避雨的屋子和那张能让女儿熟睡的柜床。

从我记事起，这张“柜”似乎已经移交给了妈妈，也是我和弟弟妹妹嬉笑玩闹的乐园。记不清有多少回，我们在上面跳啊闹啊，弄得柜板砰砰作响，在一旁纺线的外婆常常会停下活计，拉长声调喊道：“好了，好了，柜板要断了！”我们正玩在兴头上，外婆的喊话好像隔靴搔痒，几乎不起作用，唯有父亲看不过去，哼一声，或咳嗽一下，我们立刻乖了。

外公留下的“柜”，长不足两米，“柜”面上设三扇仓门，中门装有暗锁，既是我家的粮仓，也是被服橱，还是保险箱。东仓储粮，西仓存被，中仓则存放稍为精贵点的物品，诸如田里收的芝麻，亲友馈赠的礼品，还有当时配给的食糖、红枣等紧俏货。妈妈还把年底卖猪攒的钱、交公粮的收据、供销社的布票、偶尔兑换到的粮票，以及油菜籽兑油的提货单等。每每需要取物，妈妈会掏出专用钥匙。妈妈把钥匙藏在哪里，似乎连父亲也不知晓。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周家宅上来了一群陌生的壮年汉子，七手八脚把“柜”抬走了。这一夜，老屋里用凳子和旧木板重新搭起了一张床。我久久地难以入睡，后来，做了个梦，梦见了我从未谋面的外公。外公黑着脸问外婆，“柜”呢？没有了“柜”，孩子们睡哪呢？我哭着扑向外公的怀抱，却突然醒了。原来天已大亮，外婆正搂着我的头，替我拭起眼角的泪水。大约半个月后，柜床又被原封不动地送了回来。老屋里又恢复了原先的模样。

“柜”虽然物归原主，但贫穷的生活依然如故。不仅我的家，还有宅上的乡亲们，年年口粮青黄不接，甚至等靠公社的救济粮度日。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偏远的小村庄，先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乡亲们的温饱问题迎刃而解，接着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农民也有了外出打工的机会。再后来，民营企业、家庭农场等应运而生。这期间，我妹妹进了公社的蚌珠场当工人，我参军入伍提了干。乡亲们的钱袋子渐渐鼓了起来，花甲之年的父母亲似乎也尝到了小康生活的味道。我们家一溜盖起了三间大瓦房，电器、家具一应俱全。父亲还请木匠师傅上门打造了一张雕刻着花鸟等各式图案的桃木架子床，外公留下的“柜”被冷落在老宅的旧屋里。

岁月在流逝，周家宅也演绎着人类繁衍生存的古老法则。先是外婆走了，后来妈妈辞世，再后来，父亲也离我们而去，只有那张“柜”还静静地安卧在老家40多年前建造的，被我们称为新屋的那间旧房里。睹物思人，我常常想，祖辈和父辈勤劳俭朴，为了摆脱贫穷付出了许多的艰辛，但是他们的付出并未得到应有的回报。如今乡下人富裕了，日子也越过越红火，但他们却不在了。想到这些，我不由得鼻子酸酸的。今天，当我再次肃立在这张见证了我家几代人悲欢离合和蹉跎岁月的柜床前，它不仅是外公最后的遗物，也是我回望来路，珍惜当下最弥足珍贵的传家宝。